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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曾有许多中国间谍

Trachtenfrauen aus der Schweiz und China
早在1950年,瑞士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8年瑞士商业贸易博览会上的照片,中国是当时的客座国家。 Keystone / Joe Widmer

20世纪60年代,瑞士成为中国间谍活跃的地方。瑞士的特工部门却对此无计可施-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无法区别中国人的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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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红色中国在欧洲的间谍中心》、《红色中国外交官在瑞士培训》,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有数百个媒体用类似的题目进行过报道,但瑞士官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否认这种说法。

1965年,瑞士联邦检察院还宣称,所谓中国特工学校在瑞士的“童话”很可能是受詹姆斯·邦德电影《金手指》的启发而想象出来的。

然而,瑞士联邦档案馆的资料却显示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之间,中国特工以瑞士为中心铺设了几十个国际间谍网。

外部内容

那么,瑞士是怎样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指挥中心的?

对间谍有吸引力

一方面,瑞士像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很早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与阿姆斯特丹或奥斯陆相比,瑞士的地理位置更适合秘密会晤。

另一方面,瑞士作为一个希望在国际上确定自己冲突调解人身份的中立国家,尽可能地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每年都有数千名外交官云集在联合国和日内瓦的其他国际组织。所以在这里,可以窃取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和个人的信息。

另一个优势是,瑞士反间谍机构的职能范围非常窄-瑞士联邦检察院和联邦警察只对危及瑞士内外安全的个人和组织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在瑞士从事针对其他国家进行间谍活动并不违法。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大使馆和驻日内瓦总领馆的工作人员的人数多达上百人。

1957年,当时的联邦委员Max Petitpierre在议会对中国驻瑞外交官员队伍庞大做出的解释是,中国以瑞士为中心与众多西欧国家保持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络,并在瑞士培训外交官。

Bundesrat trinkt mit chinesischer Delegation Wein
在1954年伯尔尼举行的印度支那大会上,瑞士外交部长Max Petitpierre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首次接触。 Keystone / Str

其实瑞士并非面对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间谍行动而无所作为,1963年瑞士外交部在一份报告中将2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6名苏联俄罗斯人、6名匈牙利人、3名波兰人、2名罗马尼亚人、2名南斯拉夫人和1名保加利亚人列入嫌疑人名单,但却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列。

同年,外交部对此做出了说明,表示尽管对中国人也有所怀疑,但他们并未对中国大使馆采取行动-“为了维护与中国的正常关系。”

对台湾的窥探

今天这点已经非常明确:当时许多中国外交官都是间谍。甚至中国驻瑞士的第一任大使冯铉就是一名高级特工,瑞士之所以成为中国在欧洲的间谍中心,这位大使功不可没。

1959年回国后,冯铉被任命为中央调查部(现在的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66年,联邦警察局曾写道,冯铉是 “中国情报机构在西欧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台湾外交官在间谍活动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中国来说,台湾是一个分离出去的省份,迟早会被重新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台湾外交官受到胁迫而不得不合作,因为他们在中国还有亲属。

这里涉及的不是少量的材料。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在纽约的台湾翻译随身携带了许多联合国文件,以至于不得不叫了一辆出租车才将这些文件运到中国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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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策反行为还一直深入到最高层官员:1966年,台湾驻布鲁塞尔大使馆的文化专员郭有守被逮捕。郭是日内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常客-他身兼双重身份:1954年,他被中国大使冯铉本人在瑞士策反。

12年来,他为中国提供了有关台湾和一百多名台湾外交官、侨民和游客的信息-共收取了约4万美元的好处费。而他的外交豁免权令他最后免于承担法律后果。

郭有守及他在中国大使馆的联系人被驱逐出境,为了不危及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媒体并未获知具体人名和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

由于中国迫切需要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中国的“外交官”还在整个欧洲收买了许多中国籍的科研人员和学生。

除了外交官员,新闻工作者身份也是情报人员的一件很好的掩护服:一些情报人员为中国通讯社新华社工作,新华社被瑞士联邦警察称为“中国在西欧的情报驱动力”:“它利用自己的中心优势,在巴黎收集来自整个西方世界的各种讯息,然后通过伯尔尼和日内瓦传送给北京。”

调查工作的困难

1967年,在瑞士的近百名中国官员中,有30人被怀疑是特工人员;另外30人被猜测有情报任务。当然,瑞士反间谍机构并非只是袖手旁观,任凭这些人在伯尔尼和日内瓦从事情报工作:瑞士方面监听了电话;跟踪了外交官;识别和调查了访客。

他们还与美国中情局和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合作,但都收效甚微。中国外交官的数量之大,为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早在1955年,瑞士总检察院的一份报告上写道:“中国人很难被区分出来,因为他们看起来都一样。”

事实的确如此,无数次针对中国情报嫌疑人的追踪行为最后都无疾而终,因为瑞士证人根本无法确定这些中国人谁是谁。

中国人在瑞士的行动被视为不具危险性。1964年,瑞士政治部秘书长曾表示:中国人在瑞士搞不出什么大动静,“仅仅因为他们的肤色,就会随时被注意到。”

由于瑞士联邦警察局的资金不足,所以追踪中国间谍及其接应对象的工作则落在了地方警署头上,但这些追踪行动却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因为缺乏人手;天气不好;单行道造成的混乱,或者因为嫌疑人中途上了火车等原因。接受任务的警察经常在认定的地点徒劳地等待,而嫌疑人却在路上凭空消失了。

但是,就算一名中国外交官被证实是间谍,也不用担心会被采取制裁措施。因为如果他们被瑞士采取了制裁措施,那么瑞士驻中国的外交官或公司就会遭到中国的报复。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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