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烏克蘭的戰爭勾起許多往事

Oskar Zwicky生於1930年9月23日，出生地是烏克蘭Odessa附近的前瑞士殖民地。 swissinfo.ch

Oskar Zwicky出生在前瑞士殖民地沙博(Shabo)-今天的烏克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0歲的他不得不和家人一起逃離該區，他們全家在路上奔波了6年，才終於回到了瑞士。他為我們講述了那段動蕩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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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在清澈的瓦倫湖水面上撒上了一層金光，高聳的山峰斜斜地插入蔚藍的天空，在這樣一個晴朗的日子，我們見到了Ursi Bigger。我們抵達的時候，她已經在車裡等我們了，她的父親-今年91歲的回國瑞士僑民Oskar Zwicky，坐在副駕駛座位上，他用燦爛的笑容迎接我們的到來。

我們驅車順著山路往上開了大約10分鐘，到了聖加侖州的Oberterzen，Zwicky女兒的家。老人走在前面，他拄著一根拐杖，利落地上了二樓，咖啡和蛋糕已經準備好，我們坐下來，Oskar Zwicky開始了講述他的故事。

為什麼去了沙博

“1822年我的曾祖父Johann Heinrich Zwicky追隨他當時的雇主，來自沃韋的Luis Vincent Tardent移民到了沙博。抵達之後，他分到了60公頃的土地和4公頃的葡萄園。在這個瑞士殖民地有很多土地，每座房子之間的距離至少有100米。

我的曾祖父當時28歲，尚未成家。因為那裡規定未婚的人不允許耕種土地，所以他雖然擁有土地，但卻不能耕作。但他很懂種植，所以他去給敖德薩州長Kroupensky家做私人園丁。

後來他去了克里米亞的Zürichtal，該地區的另一個瑞士殖民地。他幫助那裡的農民在葡萄園和果園里做事。也是在克里米亞，他遇到了他的德國妻子，他們生了四個孩子，其中的一個就是我的祖父。

在Zürichtal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全家搬回了沙博，因為已經結婚，所以可以自己種地了。這裡以前屬於貝沙拉比亞，我父親就出生在這裡，我也生在這裡。在殖民地大約有900名瑞士人，而德國人則有幾十萬。

在瑞士殖民地的生活

在沙博，我們講瑞士德語，那裡有一種方言是瑞士德語、標準德語及其他語言(如法語)的混合體。早上，我們在學校講俄語或羅馬尼亞語-這要看當時誰佔領了這塊土地。我記得很清楚，在上學的前三年，我們上午講羅馬尼亞語，下午講德語。

節假日，沙博殖民地的教堂可以懸掛瑞士國旗。 (攝於1922年) DR

在節假日，我們允許在教堂掛上瑞士國旗，但只能在教堂。在我們自家房子裡，我們必須掛上佔領貝沙拉比亞的國家的旗幟。我們總會有一位來自瑞士的牧師，他必須會講德語和法語。

除了糖、鹽或魚，我們有時候要出去買，其他食物我們基本都能做到自給自足。我們有足夠的蔬菜，甚至牛和豬都能吃上蔬菜。我對殖民地的生活有著非常美好的回憶。

瑞士已滿

然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剛開始的時候一切都很平靜。但後來德國人決定：“我們要把這裡的所有人都帶走”。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跟著殖民地的德國人一起離開。 1940年6月一天的中午左右，我們啟程了。現在烏克蘭的戰爭又勾起了許多往事，一切再次被摧毀，令人很難過。

我們趕著馬車，我的父親、母親、同父異母的哥哥、三個弟弟妹妹和我，向Galatz(羅馬尼亞)出發。我當時10歲，是在我同父異母的哥哥之後最大的孩子。一艘又一艘的船將人們從多瑙河上運送到Semlin(前南斯拉夫)，也包括我們。在集中營待了一週後，我們搭火車去了捷克共和國，在那裡逗留了一年，一個妹妹在那裡出生。

從黑海到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家在路上走了六年，直到他們最終被允許進入瑞士。 swissinfo.ch

在一個空的工廠大樓裡我們找到了暫住的地方，我們有食物，可以去上學。父親要去和其他男人一起做事，因為哪裡也不能白住。但一切都為我們安排得很好。

瑞士辦事處告訴我們：“等戰爭結束後，你們就可以回來了。現在瑞士入境名額已滿，我們不會放任何人進來。”所以我們真的要等到戰爭結束，我們的前輩一直不斷地延長我們的瑞士身份證，這樣我們就可以隨時拎起箱子，拿著護照回家了。

在沙博的900名瑞士人中，最多只有10人馬上回到了瑞士，其他人都不得不等待並聽任德國人把我們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這樣的日子長達6年。我們這些從沙博出來的瑞士人基本能被安排在一起，我們也說好，如果不得不分開，那麼戰爭結束後，在Klagenfurt見，我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吃的總是足夠

Oskar Zwicky(左)與其他家庭成員在過去的捷克斯洛伐克合影留念。 Ursi Bigger

在歷經多年的歸途上-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旅途而不是逃難-我的母親最重視一件事，就是我們必須有足夠的食物-尤其是在緊急時刻-這種情況果然出現過好幾次，但我們都有足夠的食物。所以，在我們允許攜帶的唯一的一件大行李箱中，裝的不是衣服，而是食物。

但是我們從未陷入過真正的困境，不像現在在烏克蘭看到的這種情況，我們真的很幸運。

在捷克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德國人把我們轉移到了斯洛維尼亞，我們在這裡待了三年，一個弟弟在這裡出生，我同父異母的哥哥死於闌尾炎。 1945年，德國人把我們帶到了奧地利的Klagenfurt。戰爭已經結束，我們終於可以申請瑞士護照了。

整整6年，我們全家都處於緊張狀態。我們不知道，下一站去哪裡？我們會受歡迎嗎？沙博已經回不去了-俄國人在那裡，我們有可能會被驅逐到西伯利亞。

我們在Klagenfurt認識了一位瑞士皮革商，他通知瑞士官方這裡有很多瑞士人，在他的組織下，我們也能收到“瑞士僑民包裹”，裡面有餅乾和巧克力。

我們等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才收到所有證件：那一天是1946年6月12日，在此期間，另一個弟弟出生了。我們在最短的時間內安排了歸程。我們被裝進一輛牛車裡裝上火車運往瑞士。

那裡無法生活

那天早上9點我們抵達St. Margrethen，隨後是一個月的隔離。然後我們被送到日內瓦湖畔一個名叫Le Mont-Pélerin的飯店裡。我的父親和叔叔在我們位於聖加侖州的祖籍村子Obstalden登記了。但他們兩個在去看了這個地方後，卻一點也不開心。

“那裡根本無法生活，在那座山上，什麼都不會生長，”兩位“平原農民”這麼說，他們想去巴塞爾。但我母親和嬸嬸卻不同意，所以他們一起又去了一趟Obstalden，兩位女性喜歡這裡，她們說：“這裡什麼都能生長，果樹、蔬菜……你們別這麼倔！”

所以我們來到了Obstalden，就在9月23日我16歲生日那一天，村裡為我們準備了熱氣騰騰的豬肉腸和空心粉。我們在村裡一直被看作是俄羅斯人，20年後還是如此。儘管這樣，我們還是很快就適應了這裡的生活。我父親很快就不再需要社會救濟而能獨立養活我們。他在一家造紙廠找到了工作。在瑞士，我們又添了3個弟弟妹妹。

命運打擊

在返回瑞士家鄉的那些年裡，我也時而上學，但顯然學業是被耽誤了，那時候老師們都上了戰場，所以教我們的都是些上了年紀的男人。

回到瑞士，我很想去上學，但16歲已經太大了，後來我當了一個機械師學徒，幾年後，我通過了結業考試。學習上我遇到很多困難，但最後我還是克服了。

1952年我與妻子結婚，我們有四個孩子，一棟房子和我們自己的寢具用品店。我們一起度過了一段特別美好的時光。但是我的兩個兒子分別在25歲和26歲的時候死去了。他們在一次流感被誤診後腎臟受損，而醫生矢口否認他治療過我們的孩子。我的妻子照顧了7年兩個生病的孩子，透析、移植-都沒用，那曾是一段非常、非常痛苦的時期。

兩年前，我的妻子在88歲時去世了。我現在已經91歲了，在結婚68年後，我變成獨自一人，生活在一個金色的鳥籠裡。但是，我很感恩，能活這麼長是上天的一份禮物。我定期與我的兄弟姐妹們見面，11個兄弟姐妹中現在還有8人健在，我還有六個孫輩和四個曾孫。養老院裡的生活一切都很好，幾乎太好了，好得都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譯自德文：楊煦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