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看毛泽东去世45周年
毛泽东的去世预示着一个地缘政治的转折点，瑞士也不希望被排除在外。但曾经的瑞士大使Heinz Langenbacher对中国人固有的那种”优越感“却有些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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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他的遗体被隆重地安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数十万中国人前来瞻仰遗容，外国使团也纷纷前来向毛泽东致以最后的敬意。瑞士大使Heinz Langenbacher在9月14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和他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的儿子的话。“他的面容看起来很年轻，几乎带着一种女性的柔美，”这是外交官儿子对这位死去的领导人的描述。
也让他想起“水晶棺材中的白雪公主”。
“浅棕色的肌肤，浓密的黑发，当然可能是染过的；平静和近乎神圣的神情令人肃然起敬” 这个年轻人在棺材前感觉自己“像受惊的鱼一样”为自己脑子里浮现的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而惭愧：“一尊卧佛，躺在那里，完全超越了时间和感知，没有膜拜、没有观众。”他还想起了“水晶棺材里的白雪公主。”
地缘政治的转折点
Langenbacher大使和他的儿子经历的这个时间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延续至今经济神话的开端。毛泽东的辞世，为违反社会常态的伟大群众运动、农业集体化、强制工业和令数百万人丧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画上了句号，并铺平了经济改革开放的道路。
然而，毛泽东去世后，一切都还尚不明朗，就在Langenbacher大使1977年3月离开北京时，仍有许多事情悬而未决。即使在审判了“四人帮”之后，内部权力机构依然不稳定，当时的大使馆分析道：“造成10年动乱的那些阴谋诡计似乎尚未肃清。”
尽管如此，Langenbacher大使在告别时强调，“经过1976年的戏剧性变故之后”，中国的未来在他看来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光明、更清晰”。“这种乐观情绪也将对双边关系产生影响，并开辟出新的可能性，”在1978年底，邓小平的领导地位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得到巩固时，Langenbacher大使预言，与中国之间会有新的交涉空间。
下半旗
在当时被反共主义思潮所影响的瑞士，对于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杰出领导人的逝世，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险些在升旗仪式上犯下错误。
1976年9月14日，瑞士外交部长、联邦委员Pierre Graber惊讶地发现，联邦大厦上的瑞士国旗没有像往日外国元首去世时那样降半旗。当时的礼宾司司长认为毛泽东逝世不必采用这一礼仪-因为他不是中国的正式主席，而只是共产党的负责人并主持了中央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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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ber严厉地斥责了他的下属对“礼宾条例的教条理解”，这种失礼的做法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治丧礼仪背道而驰，并可能对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请务必采取必要的措施，”Graber指示礼宾司司长：“9月18日正式举行葬礼的那天，一定要下半旗，并通知外交使团。”
瑞士-中国的亲密盟友？
早在1971年秋天，联邦委员Graber在对外交使团的一次讲话时-在亨利·基辛格访问北京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背景下-就提到：“世界政治的重心正在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未来，中国将再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与其地理和人口相应”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瑞士对外贸易官员希望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对“拥有8亿潜在客户的中国未来市场充满渴望”。
瑞士对外贸易官员希望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对“拥有8亿潜在客户的中国未来市场充满渴望”。
1974年8月，Graber前往中国参加在北京举办的 “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他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去中国的联邦委员。1974年12月，瑞士联邦和人民共和国就签署了贸易协定。
1975年4月，联邦委员Willi Ritschard陪同瑞士航空Swissair从苏黎世飞往北京的首航前往中国。“我们几乎享受了阿尔巴尼亚人的待遇，”Langenbacher的前任驻中国大使Albert Natural写道。新华社也对瑞士大加赞美，中国一般只会对欧洲唯一盟友-共产主义政权阿尔巴尼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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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与中国关系特殊
而另一方面，Heinz Langenbacher在北京的短暂任职期间感觉到，中国对瑞士的中立、防御政策及瑞士在1950年就早于他国对新中国的承认和所谓“老朋友”般友谊的赞美，都是些现实、追求质量和完美的“表面功夫”。
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瑞士仍然是走向深渊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除了经济利益、吸取科技技能和对日内瓦国际中心的利用之外，瑞士“对于中国没有很大意义”。
按照这位外交官的说法，中国政治领导人对西方的了解少得可怕。中国人有着“毫不掩饰的、存在了几百年的优越感”，所以对外国一般都不屑一顾。
友好的款待也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中国人至今也不比100年前或500年前更待见我们这些外国”圆眼睛、大鼻子的洋鬼子“。Langenbacher在职期间一直在努力去除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感，也一直经受着挫败感和是否辞去工作的矛盾心理的折磨。
随着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经济开放，瑞中交往的数量有了成倍的增长，出现了更多为争取相互理解而努力的人。例如，1980年，瑞士电梯制造商Schindler成为第一家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外国公司。
作者Thomas Bürgisser是瑞士外交文件研究机构的历史学家。这篇摘录的原文可在网上查阅。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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