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可让女性自我诊断围产期抑郁症的神器App
在亲身经历了长达四年的产后抑郁之后，一位前制药公司高管意识到无论是在瑞士还是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司空见惯的疾病都严重缺乏相应的筛查和治疗。为此她毅然离职，踏上了寻求独特解决方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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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诞下双胞胎之后，莫名其妙的，我忽然间被重度产后抑郁症给彻底击垮了。和很多新手妈妈一样，我在承受着成为‘完美母亲’的枷锁和压力下掉入了深渊，而且没有寻求治疗。”
曾在礼来公司(Eli Lilly)、葛兰素史克(GSK)等多家全球知名制药业巨擘担任高级主管职务的索娜莉‧莫汉蒂‧昆西乌斯(Sonali Mohanty Quantius)回忆道。现如今，她已是Haplomind外部链接的创始人，而这家公司致力于创建一个为全球女性提供围产期抑郁症筛查、管理和对应治疗的数字平台。
产后抑郁症是指与新生儿出生有关的情感障碍，通常表现为剧烈的情绪波动、无明显原因的发作性哭泣、失眠、强烈的烦躁不安、易怒等症状。全世界每年被诊断出的产后抑郁症患者多达5000万人，但其中只有12%得到相应的治疗。昆西乌斯被重度产后抑郁折磨了整整4年，最终通过长跑训练自我调整和疏导，走出了阴霾。
她意识到，即便当时她生活在医疗水平高度发达的美国-一个针对围产期女性制定有明确筛查建议的国家，且她此前身为多胎妊娠孕妇属于围产期抑郁症高危群体，但从怀孕到哺乳期，她从未接受过任何抑郁症筛查或治疗。
在英国，妇产医疗机构的专业人士会统一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在产妇分娩后的6-8个月以内对其进行2-3次筛查。与之类似的是，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建议医疗保健从业者采用该量表对孕产妇进行抑郁症常规筛查。然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得以广泛应用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对专业医护人员进行该量表的使用培训，同时要制定明确的标准和指南，从而方便医疗人员对筛查测试结果作出清晰解释，并提出后续可能采取的干预措施。
围产期抑郁症(Perinatal depression)包括妊娠期(即怀孕期间)、产后或者流产后的抑郁症发作。这意味着，该概念既包括“产前(孕期)抑郁症”，也包含“产后抑郁症”。
产后情绪障碍(Baby blues)是用来描述产妇在分娩后短期内出现轻度情绪波动、焦虑、疲倦、莫名哭泣、心绪欠佳现象的术语。很多女性往往会在生完宝宝的1-2周内会出现这种情绪波动，但随后通常会自行恢复，而这种情绪障碍是正常的。
如果产妇的情绪波动和焦虑感、抑郁情绪已经发展为重度，或持续时间超过两周，那么该女性有可能患上了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女性必须接受治疗，否则病情很难好转。
如需了解产后情绪障碍、围产期抑郁症以及产后抑郁症的更多具体症状及发病原因，敬请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外部链接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外部链接官方网站上查阅。
未被发现，未经治疗
在承受产后抑郁症折磨的同时，昆西乌斯开始利用自己在计算生物学、药物研发以及优化治疗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着手进行女性在怀孕生子这一人生重大转折期间心理健康状况的筛查、治疗和辅助支持的研究。
“直到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一轮非正式在线调研之后，我才充分意识到产后抑郁症现象被忽视到什么程度，相关医疗服务有多么不足，”她说。
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通过调研问卷向昆西乌斯讲述了她们在患上围产期抑郁症后却从未被察觉确诊、未得到治疗的故事。她也了解到，未经筛查出的围产期抑郁症或许会导致惨痛后果，譬如自杀或亲手杀死自己初生的婴儿。她还注意到，在不少中低收入国家，针对该疾病的筛查服务极其匮乏。以她的祖国印度为例，粗略估计，该国22%的围产期女性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情绪障碍，但尚未制定任何专门针对孕产妇的精神健康筛查条例。
即便是像瑞士这种拥有高品质医疗服务质量的高收入国家，也很难为孕产妇及时筛查出这种病症。当昆西乌斯移民到瑞士时，她发现这里医疗机构的筛查情况并不比美国好多少。事实上，在围产期抑郁症的常规筛查和及时提供治疗方面，瑞士要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
孕产妇抑郁症宣传团体“瑞士产后抑郁症协会”(Postpartale Depression Schweiz)外部链接的主席安德莉亚‧博尔扎塔(Andrea Borzatta)认为，关键症结在于该领域专业人员的短缺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的匮乏。据她介绍，这一问题在瑞士法语区和德语区尤为明显，当地仅有极少数能识别和筛查出围产期抑郁症的医护专业人员，而且他们几乎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彼此之间缺乏专业沟通交流-而这正是她所在的团体致力于弥补的鸿沟。
“我们为瑞士妇产医疗机构从业者组织的在线培训表明，很多医疗保健行业专业人员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与患者谈论围产期抑郁症。他们唯恐谈到这个话题，会让患者平添心理负担、加重抑郁症状，或者无端地吓到孕产妇。”
博尔扎塔介绍称，有些医疗从业者甚至会刻意轻描淡写地低估或者忽略新手妈妈的抑郁症状，毕竟在他们看来，所有新上岗的爸爸妈妈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身心疲惫的影响。但瑞士心理治疗医师克劳蒂娜‧豪斯(Claudine Haus)补充强调，很多医疗从业者并不清楚：所谓的“产后情绪障碍”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波动，它与产后抑郁症有着根本区别。
长期专注于瑞士孕产妇围产期精神障碍研究的伯尔尼应用科学大学(Ber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讲师安科‧贝格(Anke Berger)通过调查指出，瑞士目前平均每年约有1.3万名女性患有产后抑郁症，如果将那些未被发现且未经治疗的女性也计算在内，那么全国产后抑郁症的患病率很可能会大大提升。
“瑞士所有的产前课程，都没有持续涉及或充分讨论过围产期抑郁症这个话题。此外，在产妇分娩后，相关妇产医疗机构也没有针对新生儿父母进行连贯、多次的产后精神疾病筛查，”博尔扎塔总结道。
App替代问卷测试和传统面对面咨询
那么，孕产期女性该如何有效识别自己的抑郁症状，并在必要情况下寻求帮助呢？
目前，网上有无数的自我测试法号称能确定女性是否有围产期抑郁症状。但这些测试无法替代正规医疗诊断，而医疗诊断必须由持证上岗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或医师作出。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是一套由10个问题组成的抑郁症筛查工具，它能显示出一位新生儿父/母亲在女方孕期和孩子出生后一年内是否呈现出抑郁和焦虑症状。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仅为筛查工具，绝非诊断工具，它的目的是早期发现并识别孕期及产后抑郁的高危人群，从而帮助其寻求后续治疗或护理-譬如去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心理健康评估，由专业人员基于诊断标准作出最终诊断。
优势：该量表便于理解和操作，只需5分钟即可完成所有提问。且它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瑞士产后抑郁症协会提供了共计17种语言版本的在线自我检测问卷(包括中文版)外部链接。
缺点：单项选择题形式的量表，可能会导致测试者使用不当。另一缺陷是该量表过于关注抑郁症的典型症状，从而忽视了孕产期可能出现的其他精神障碍症状，例如强迫症、焦虑症、依恋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而这些疾病相关症状无法通过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估出来。
其他推荐使用的围产期抑郁症自测工具：产后抑郁症筛查量表(PDSS)、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HQ-9)、贝克抑郁量表II(BDI-II)、产褥期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P)、心理健康量表(MHI)。
来源：安德莉亚‧博尔扎塔，瑞士产后抑郁症协会
许多患有围产期抑郁症的女性，并不愿意去医疗或心理咨询机构接受面对面的诊断和咨询。博尔扎塔表示，她们宁可在沉默中独自舔舐痛苦，因为很多新手妈妈对自己的情绪波动感到羞愧难当，不想被医生或助产士看成是狼心狗肺、缺乏父/母性的父母。
因此，昆西乌斯希望能另辟蹊径，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有效自我筛查围产期抑郁症，正如她所描述的那样：一种涉及“更全面的循证(即将科研结论、临床诊断经验和患者意愿相结合的)围产期护理”的筛查法。
这一动力促使她辞去了制药业高管职务，并以高级研究员的身份进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Z)，专注于开发出一款围产期抑郁症数字诊断工具-“单倍思维”(Haplomind)。这款App利用数据分析、数字表型以及机器学习，为怀孕到孩子出生后一年内这段时间里任何时候遭遇抑郁和焦虑困扰的女性提供筛查识别，并协助治疗。
孕妇或产妇可与自己的妇科医生、产科医生以及助产士共同使用“单倍思维”(Haplomind)App。这款软件能让女性根据个人意愿创建自己的数据库，比如她们可以自行记录下怀孕期间和产后各阶段的感受，以及服用某种药物或接受某项治疗后的感觉，以便在出现抑郁症状的情况下与医护人员分享数据，以此为依据制定出适宜的治疗方案。
昆西乌斯希望该应用程序收集的数据，能够帮助医疗体系来改善孕产妇抑郁症的个性化筛查，并为个体化治疗建立起完整的证据基础。而医疗专业人员会接受相关培训，对孕产妇自行提交的数据资料进行解读分析，从而评估患者围产期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在自我指导、配偶支持、医学治疗和替代疗法中选择出最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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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精神疾病治疗仍处于“灰色地带”
个人健康数据的私密性
许多手机客户端应用程序的用户-尤其是健康类App用户，往往会担心个人健康医疗数据隐私遭泄漏或被滥用。既然孕产妇普遍不愿意与医疗专业人士讨论自己正在承受的围产期抑郁症困境，且技术平台素来以收集用户数据的“恶名”而著称，那么还能指望她们有意愿和技术平台分享个人经历吗？
昆西乌斯强调，当用户使用“单倍思维”(Haplomind)或其他数字健康类App时，用户的个人健康医疗数据隐私及安全无疑是第一位的。
“只有当我们创造一个易于访问和使用、安全性强以及值得信赖的虚拟空间时，孕妇和新手妈妈们才能克服因围产期抑郁症而产生的耻辱感，从而畅所欲言在网络空间里跟医疗专业人士讨论心理健康问题。”
“单倍思维”(Haplomind)App是昆西乌斯与MIDATA的联合创始人恩斯特‧哈芬(Ernst Hafen)外部链接合作研发的，因此也采用了与MIDATA外部链接同款的客户所拥有数据受托人模式。“单倍思维”作为数据收集的受托人，能确保用户对个人健康医疗数据的使用方式拥有绝对自主自决权，用户是唯一能授权第三方(譬如医学科研项目)访问其数据库的人。这意味着，用户-而非“单倍思维”公司-来决定能否、与谁来共享数据，以及对方会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目前，“单倍思维”(Haplomind)App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开发项目(ETH for Development)的资助下，正与印度国立心理卫生与神经科学研究院(NIMHANS)合作，在印度第三大城市班加罗尔(Bengaluru)进行试点研究，以测试该程序原型模版的可用性。
此外，昆西乌斯也正筹备与苏黎世大学附属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 Zurich)展开合作，在瑞士进一步测试该程序的可用性，并与加拿大和新西兰的研究人员合作将这一围产期抑郁症数字化解决方案引入两国。她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孕妇和新手妈妈们按时接受筛查，并为那些在孕期和产后已表现出抑郁或焦虑症状的女性寻找到可靠的医疗资源，让医护人员根据患者自己建立的“围产期具体证据基础”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围产期抑郁症，不应该成为一种污名或者偏见，从而阻碍女性及时寻求帮助。它也不能反映或定义你是什么样的母亲。针对围产期抑郁症的筛查和治疗，就应该像孕期和产后常规体检那样普及，”昆西乌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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