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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租赁儿童说出了心声

2014年3月31日,当年的租赁儿童在伯尔尼发起为受害者“平反”的全民动议。 Keystone

直到1981年,瑞士共有10万名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被当作“租赁儿童”送到别的家庭或者某个机构中当帮工,有些遭到虐待,受尽折磨。这几乎是瑞士一段令人不愿提及的晦暗历史。现在越来越多当时的受害者,冲破心理障碍,站出来要求补偿。瑞士资讯走访了4位那个时代的受害者。

在这个冰冷夏天的一个早晨,9点钟,他等在房前的车里,这位身高1米9的男子,名叫Clément Wieilly,是瑞士西部“为尊严而行动”联盟(法)外部链接的组建者,这个组织为过去的“租赁儿童”而建,并计划收集5亿瑞郎的补偿金。今天他将与4名曾当过“租赁儿童”的人见面。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车途上,他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讲述了他丢失的童年和他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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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受害者而努力

媒体对他的故事感兴趣,他的名字被刊登了出来。“媒体的宣传,唤起了其他受害者的共鸣。直到今天500人与我取得了联系”,为了与他们交谈并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经历纳入档案,在10个月内他已经开车走了6000公里。

不久前联邦设立了一个紧急基金用于提供救助并正在筹备设立一个赔偿基金。决定建立一个联盟,完全是一个临时决定,弗里堡社会民主党国民院议员Ursula Schneider Schüttel担任这个联盟的主席,她代表受害者的利益与政界对话。Clément Wieilly表现非常活跃,“如果不到人们身边不会深深体会那种感触,所以我都会去见他们,我希望能为受害者提供帮助。”

车外面下起了小雨,11点了,导航发出“到达”的报告。71岁的Rose-France在她的公寓里接待了我们,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生活在这里。桌子上摆着孙儿们的书,她用颤抖的声音讲到干面包、尿床和对黑暗的恐惧。“我最缺乏的是关注,虽然自己是受害者,却总是觉得做错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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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ément Wieilly邀请她参加下次的集会。他留下发起全民动议征集签名的表格并向她说起紧急救助基金的事。“我没有申请补助,因为我不符合条件,”她说:“但是如果有朝一日我得到了钱,我会去有阳光的地方度假,或者给我残疾的女儿买辆二手车。”

我们离开了Rose-France,14点在Sitten火车站见到了Rose-Marie,她78岁,拄着一根拐杖。“两年前我遭到抢劫,包被抢走,髋骨骨折,牙齿脱落。因为我有心脏问题,所以不能手术。我总是这么倒霉。”我们去了一个咖啡厅在那里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过程中,她有时会泪流满面,有时又会发出自嘲的微笑。

“能讲出这些令我很轻松,” Rose-Marie的眼里带着泪花,强迫自己笑着说:“我想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讲出来,在如此富裕的瑞士,我从未像人一样的生活过。”她现在只能靠养老保险生活,所以她申请了赔偿金,Clément Wieilly准备帮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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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17点,我们开车前往Sitten医院,82岁的Gilbert已经在那里住了4个月。一名护士帮忙联络了Clément Wieilly。与前几位相比Gilbert的讲述比较短,但是内容基本一致:“离异、监护权、命运的打击。在讲述过程中,他常常会停顿,把头转向一边,有时候会埋在枕头里,但是他没有忘记穿插一些笑话。

“这很好,现在终于采取行动了。那时候没人来看过我们,问我们好不好,谁也不把我们当回事。我们是他们的负担。我问自己,为什么到这个世上来。”

Gilbert是铁路工人,是一名鳏夫,有三个孩子和孙辈。他住在露营地,但拒绝经济资助。“我有一辆房车和两只猫,这样很好。”他的孙子们请他讲述他的故事,但是他们似乎听了之后也没什么兴趣。“我能理解那些难以启齿的人,因为那真是一段很苦的经历,如果能得到认可是件好事。如果我有钱能送给别人,那么我会把钱给救济穷人的‘救世军’组织。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求救,这不是我的风格。我也教育我的孩子要正直、坚强。”

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19点了。几天后我们得知,Gilbert经受长期的病疼折磨之后,离开了人世。Clément Wieilly非常悲痛,他的反应非常激烈:“Gilbert不再有时间向政府递交申请了。对于受害者来说,一切进展得太慢了,他们都很老而且很穷,身体状况不佳。人们应该明白,现在是在争分夺秒。”

一条漫长的路

1981年,在欧洲人权协议被批准之后,瑞士取消了强制照管、阉割、强制堕胎和移交抚养的制度。

2013年联邦正式向这一制度下深受其害的人群道歉。

2013年6月开设了一个圆桌会议,联邦司法部长西蒙奈特·索马鲁嘎希望帮助这些人走出黑暗的过去。

2014年3月有人发起了一个补偿动议(德)外部链接,目前动议发起者正在征集签名,要求为受害者设立一个数额为5亿瑞郎的基金。

2014年7月圆桌会议的报告拿出了为受害者“平反”的具体措施。比如经济赔偿,因为依然健在的25000名受害者中的15000人因为经济原因受到限制,影响了一生的发展。

另外报告中还要求对受害者的不公正对待和苦难予以承认,加强对他们的心理辅导和照料,制定一个全面的文献备份,并对瑞士这段黑暗的社会历史进行学术研究。

这些建议尚属讨论范畴,尚未发挥作用。

(转译:杨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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