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曾是世界「反共之都」

1920年的日內瓦。 幾年後，國際反共產主義聯盟在這座城市成立。 Keystone

100年前，國際反共產主義聯盟(l’Entente internationale anticommuniste)在日內瓦成立。該組織由日內瓦人Théodore Aubert創建，旨在對抗共產國際的行動。 該聯盟與法西斯和納粹政權的妥協加速了自身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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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2日，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會議為國際反共產主義聯盟(EIA)的成立奠定了基礎。幾乎全歐洲的代表都來到了位於塞迪洛街(rue Sédillot)的國際地產聯盟(Un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Propriété Bâtie)沙龍。與會者包括英國將軍Prescott-Decie、法國律師兼作家Jean Larmeroux以及俄國臨時政府(1917年被布爾什維克推翻)部長Alexandre Goutchkov。 而主持會議的正是瑞士人Théodore Aubert。

當時時局嚴峻-至少在與會者看來是如此。共產國際-由莫斯科領導的第三國際-被他們視為死敵。他們懷疑第三國際要讓布爾什維主義主導整個歐洲。與會者認為，必須對共產主義-甚至是社會主義-的任何蛛絲馬跡都予以打擊，例如，剛剛在英國上台執政的工黨。

日內瓦歷史學家Michel Caillat的博士論文專門以國際反共聯盟(EIA)為題，他在論文中指出，「國際反共聯盟」有計畫地反對任何「政治生活民主化」或「經濟機構社會化」的嘗試 ，並將這些改革視為對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讓步」。

誰是反共聯盟背後的「智囊」？當然還是Théodore Aubert。他是日內瓦市的知名人物，也是日內瓦律師委員會的成員。1924年，身為保守主義者，Aubert已深感社會主義-乃至激進主義威脅的困擾。這位律師在瑞士保守主義的各個圈子都拓展了人脈：例如，由Gonzague de Reynold創立的新海爾維第協會、民主黨和瑞士公民聯盟。他從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阿爾卑斯俱樂部、佐芬根學生會和《日內瓦日報》等機構招募了未來反共聯盟的瑞士成員。

恰逢其時的暗殺

接著，Théodore Aubert的輝煌時刻到來了。 1923年5月10日，蘇聯外交官Vatzlav Vorovsky在洛桑塞西爾酒店(Hotel Cécil)餐廳被近距離射殺。兇手是瑞士人Maurice Conradi。 此人的家族在19世紀移民俄國，被布爾什維克革命「打得遍體鱗傷」。案件調查很快就發現，Conradi的行動得到了俄羅斯駐日內瓦紅十字會秘書Arcadius Polounine的幫助。 而該紅十字會負責人George Lodygensky拒絕向蘇聯紅十字會讓步。為了Polounine辯護，Lodygensky請來了他的朋友Théodore Aubert。 Aubert警告：「這不是對Polounine和Conradi的審判，而是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審判。」他成功地讓法官信服，Polounine和Conradi只是站出來反對罪惡的政權。兩人最終被無罪釋放。而Aubert的辯護詞也成為反共宣言。

Théodore Aubert 1939年留影。 Atelier Boissonnas/CC BY-SA 4.0

由Aubert及其副手Lodygensky領導的國際反共聯盟試圖團結世界精英。他們行事謹慎，深諳保密之術。日內瓦銀行家Gustave Hentsch同意加入聯盟，但條件是不公開他的成員資格。Michel Caillat寫道：從一開始，國際反共聯盟創始人的商議活動就是秘密進行。而聯盟25年的工作一直保持著保密低調的基本行事風格。

是因為害怕被共產國際人身攻擊嗎？還是想滲透進歐洲政治體制中去？ Auber聲稱自己曾在1926年受到攻擊，但攻擊未遂。 Michel Caillat對此表示懷疑。 這位歷史學家說：對共產國際來說，追捕托洛茨基主義者比打擊反共聯盟更重要。

這種保密作風令歷史學家的工作變得異常艱難。1950年代，年邁的Aubert將國際反共聯盟的檔案委託給日內瓦公共及大學圖書館，條件是不能將其轉交給哲學共產主義者，即使是無神論者也不行。這些文件在日內瓦公共及大學圖書館的書櫃裡存放了大約40年後，才向歷史學家們開放，以便自由查閱。

危險的醫生

1920年代，反共聯盟編織出一張反對「紅色危險」的網。這張網路也是共產國際的行動表現，其架構方式以敵人的結構為藍本，包括婦女委員會和文化活動等等。除此之外，聯盟也在瑞士追緝共產黨人。

1925年6月，Aubert向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舉報了一個名叫阿宏·斯塔羅賓斯基(Aaron Starobinsky)的可疑人物。Aubert譴責說，這位醫生據稱受布爾什維克的委託，可以自由出入國際聯盟和國際勞工局的所有辦公室。同時，斯塔羅賓斯基也與共濟會保持聯繫。他的入會 介紹人是布魯塞爾大拉比Ginsburger。”

而這位史塔羅賓斯基醫師正是偉大的思想史學者強‧斯塔羅賓斯基的父親。當他申請加入瑞士國籍時，反共聯盟向日內瓦入籍辦公室寄去了一份罪證文件，稱這位俄羅斯移民是蘇聯紅十字會副會長。事實上，他只是副會長的翻譯。儘管如此，他的入籍申請仍兩度被拒。

聯盟檔案中存在許多空白，在1933年至1945年期間尤其之多。這表示並非所有文件都適宜保留。1933年，國際反共聯盟對希特勒上台表示支持。聯盟駐巴黎特派員曾這樣寫道：「嚴格地講，我們應該為納粹政府目前的穩固感到高興，因為它將傾入同樣多的精力來消除共產主義的危險。但納粹主義者有多明智？ 如果他們不夠聰明，從政治角度來看，任何戰爭無疑都會引發革命，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最終都會成為輸家。」換句話說，如果納粹政府能夠讓我們遠離共產主義威脅，我們就支持他們。

邱吉爾的退出

面對法西斯納粹政權，國際反共聯盟表示了妥協和支持。Michel Caillat認為，這很合邏輯。「反共聯盟從未試圖吸引社會民主黨人甚至激進派人士。作為保守勢力，聯盟只與民族主義者為伍。但在20世紀30年代初，民族主義者們都各自回國，為自己的國家奮鬥去了。溫斯頓·邱吉爾退出了反共聯盟；1936年，蘇格蘭政治家Atholl公爵夫人也因為不滿聯盟對納粹危險的無視而離開了聯盟主席團。反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與歐洲的民族主義發生了衝突。 」

至少在瑞士，反共聯盟在同布爾什維主義的鬥爭中並非毫無成果。在討論蘇聯加入國際聯盟的議題時，瑞士聯邦委員Giuseppe Motta便認同反共聯盟的論點，繼而投了反對票。Michel Caillat寫道：直到1943年，聯邦當局一直拒絕接受任何與蘇聯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建議，而國際反共聯盟在其中也發揮了作用。

戰後，Aubert前往美國，夢想在那裡建立他的國際反共聯盟總部。但美國並不需要這個組織來接手世界反共事業。

(編輯：Samuel Jaberg；編譯自法文：郭倢/xy；繁體校對：方常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