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联邦主席：“我们应当广结伙伴，美国必定位列其中。”
在进入联邦委员会十年之际，盖伊·帕尔莫兰即日起开启了他的第二个联邦主席任期。这位来自保守右翼党派的经济部长就瑞士与美国的未来关系、瑞士在变革下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以及在危机时期执政所面临的挑战发表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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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资讯swissinfo.ch：您凭借在210张有效选票中获得203票第二次当选联邦主席，这是四十年来的最高纪录。您如此受拥戴的诀窍何在？
盖伊·帕尔莫兰： 我通常会说，这个问题应由那些把票投给我的议员来回答。不过仔细想来，我认为这与我所负责的部门结构不无关系：我们部门涵盖农业、教育、科研、经济以及工会组织。这让我差不多与议会的所有委员会都有接触。因此，许多议员都很了解我，也清楚我的行事风格。
您首次担任联邦主席是在2021年，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想必您在这一年也是一刻不敢懈怠，请问您从中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可以作为第二个任期的前车之鉴？
新冠疫情完全令我们猝不及防。因此，我学到的一点是：一切都要未雨绸缪。我常说，我正在经历第五场危机：新冠疫情之后是俄乌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能源供应危机，紧接着是瑞信危机，而现在则是对美关税事宜。对瑞士乃至全世界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局势稳定下来让全球经济重启，同时使我们的企业能够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开展出口。
在与美国就关税协议的谈判中，我们发现企业与政府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这是否表明瑞士外交不够强势？
不，我并不觉得。在我们国家，人们已然忘记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应当携手合作。经济创造的财政收入为我们的社保体系和教育体系提供资金支持。必须让经济与政治、与政府重新契合。倘若经济运行良好，联邦、各州以及各市镇就能够各司其职。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但我必须澄清一点：参与谈判的是联邦政府，而非私营部门。
目前，谈判唯一的成果是一份不具约束力的意向声明，随时都有可能被取消。您是否担心特朗普总统会改变主意？
在政治上，从来都不能百分之百打包票。但瑞士一旦做出承诺，就会信守诺言。我们希望将这份声明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美方也有同样的意愿。我之前向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保证加快一系列进程，包括：起草授权草案，征询议会各委员会和各州的意见。这些工作业已完成，我们已准备好在此基础上与美方展开谈判。私营部门的投资将会随之而来 – 制药业已经予以确认。其他国家也曾做出过这样那样的承诺，而美国却发现承诺并未兑现。
有媒体将美国与九家药企达成的协议比作银行保密制度的终结，认为瑞士是在美国压力下做出了重大让步。您认同这一分析吗？
我并不认同，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媒体所指的协议是由私营部门与美国达成的，涉及八个国家，瑞士只是其中之一。就我们而言，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制定战略，目的是夯实瑞士制药产业。如果我们希望将部分制药产业留在国内，就必须改善大环境。各大企业正在向其主要市场靠拢，即美国、中国，未来或许还有印度。我们无法力挽狂澜，但可以把研发业务和部分就业岗位留在本国。我们考虑的重点将是如何营造有利环境吸引创新投资，同时避免医疗成本失控。
瑞士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做出了不少让步，在与欧盟谈判时却显得步步为营。而欧盟才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瑞士面对欧洲表现出的防备是否合理？
我不认为我们对美国做出的让步更多。瑞士始终是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谈判。我们有三大主要伙伴：欧盟、美国和中国，三者互为补充。此外，我们还必须实现多元化。这正是多边主义危机带来的重要启示：广结伙伴。正因如此，我们也与印度等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美国必须位列其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在您首次担任联邦主席期间，您的一项任务就是终结与欧盟的框架协议。2026年，您将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签署新的一揽子协议，而这与您所在党派的意愿背道而驰。您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这个界限我分得很清楚：做决定的是联邦委员会，而政党起的是其他作用。2021年，我向欧盟阐述了联邦政府的立场，解释了为何框架协议对瑞士而言不够理想。这一次，联邦委员会认为新的一揽子协议是平衡的，可以签署。恰好将由我代表政府传达这一立场。接下来将进入议会审议程序，并最终交由全民投票决定。
如果这些协议在全民投票中被否决，将会怎样？
我不能未卜先知。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就要看欧盟如何反应了，这是瑞士民众否决了这些协议，不是议会，也不是联邦委员会。
您所在政党提出的“瑞士人口不要增长到1000万！”的公民动议可能会破坏新的对欧协议。您将不得不做出反对姿态，这也会让您与您所在党派横生嫌隙。对此您是否有所顾虑？
我们先进行了内部讨论，之后才做出了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联邦委员会认为该动议会给经济带来重大风险。因此，我们将予以反对，并向民众解释个中风险。如果该动议获得通过，就势必要落地，但我不做政治假设。
移民是瑞士经济的重要动力。您认为对瑞士而言，可以承受的移民规模是多少？
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提。民众真正担忧的是移民人口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基础设施成本上升和设施饱和的问题。但瑞士一向奉行以经济需求为导向的移民政策，这一原则将会继续。是否在某些方面已达承载力上限？想必民众也会有所体会。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瑞士人口不要增长到1000万！”这一动议将给我们的经济和福祉带来极大隐患。
全球政治节奏不断加快，而瑞士依然保持自身步调。这是优势还是劣势？
联邦制确保了亲民，这是大家都珍视的。但这一体制的确会让决策进程变缓，使我们在竞争中丧失先机。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慢节奏”也让我们有时间观察他国，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瑞郎走势强劲。这会让您这个经济部长偷着乐吗？
所幸货币政策是由瑞士央行-即瑞士国家银行-负责制定的。瑞郎走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经济及机构的信任，但对出口型行业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利因素。
在当选联邦委员、担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之前，您曾从事农业。您的第一份职业给您留下了什么？
不是我说大话，我很能理解这一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人们往往会忘记农业是我们粮食安全的保障：一旦边境关闭，我们可能只能隔天才吃得上一顿饭。然而，这一行业却承受着多重压力：既要保护自然环境，又要保障生产，还要应付消费者自相矛盾的诉求。人人都希望获得健康、高品质的产品，却不愿为此支付相应的价格。而一些主张环保的人，却开车去边境另一侧购买更便宜的商品，而不愿步行去村里的杂货店。
您会为自己担任联邦主席的这一年定下怎样的基调？
我没有定口号。我看到过太多同僚宣布了一个口号，却因一个危机或一次突发事件不得不更改。我最希望做到的是调和经济与政治，并让民众了解：即便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依然可以对自己充满信心，瑞士有这个底气。更重要的是，走近民众，倾听他们的关切，并向他们说明我们正在采取的行动。
从明年一月起，您就将主持联邦委员会的各项会议。您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我的优势在于，我已经有过一年的主席经验，而且是在新冠疫情那种极其艰难的背景之下。当时经常没完没了地开会。为了准备这些会议，我要打电话给同事，有时甚至会讲到半夜。那种压力是不可想象的。如今，整个系统运转得更顺畅了。从我们即将公布的数据可以发现：我们回应的议会质询多了，为此耗费的工作时间却少了。我们已经大大提高了效率，尽管未来的挑战依然不少，我希望至少这种势头能够持续下去。
盖伊·帕尔莫兰自2015年起担任联邦委员。他最初主管国防部，2019年起出任联邦经济、教育与科研部部长。他曾在2021年新冠疫情最严峻时期担任瑞士联邦主席。
他于1959年出生于沃州(Vaud)布尔桑(Bursins)的一个农民家庭，家里也从事葡萄种植。他在完成农业学徒培训后获得了联邦葡萄栽培资格证书，并接手家族庄园。2003年，他以瑞士人民党(UDC/SVP，保守右翼)成员身份进入国民院。在国际上，他因于2021年在日内瓦组织了拜登 – 普京峰会而备受瞩目。
盖伊·帕尔莫兰以直率风格著称，善于玩转幽默感与亲和力。这位每天清晨5点半便开始工作的经济部长，也是联邦委员中最早起的一位。他的家庭生活低调，与妻子、侄辈以及九十多岁的老父亲共同生活。
瑞士实行联邦制，治理结构分为联邦、州和市镇三级。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使人民在所有政治层面上都拥有直接参与决策的权利。参与和行动自由对于一个具有地理、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国家至关重要。伯尔尼履行着瑞士首都的职能，但在法律上只是“联邦之城”。
瑞士实行直接民主制度。瑞士人除了拥有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选举权之外，还有权就实体问题进行投票表决。瑞士最高行政机构是联邦委员会，由七名联邦委员组成，实行集体决策。联邦委员由联邦议会两院联合大会选举产生。
瑞士立法机构联邦议会由两院组成：国民院代表“国民”，议员席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联邦院代表“州”，席位分配通常每州固定两席(半州一席)。联邦议会议员分属不同党派，每个党派在议会中都有自己的立场。
(编辑：Balz Rigendinger，编译自法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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