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家門口的村民投票

蘇黎世州的一個小鎮Bassersdorf的夏季村民大會現場，攝於2017年。 Thomas Kern / SWI swissinfo.ch

瑞士的政治體制非常特別，國家、州和城鎮各有各的職權範圍。很多時候決策權還在民眾手中，例如外籍人是否能入籍，有些城鎮要由居民投票決定。在瑞士的許多城鎮，許多事物不是由市政決定，而是由當地的村民大會決定，這種系統到底是如何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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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們聚在一起針對涉及自身利益的政治議題做出決定，這似乎是民主最直接的表現。瑞士政治學家菲利普·羅查特(Philippe Rochat)說：「這種所謂的村民大會，被普遍認為，不僅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直接的民主方式。」它的理論基礎是，所有人都擁有平等的權力。

1650個瑞士市鎮依然在沿用這種村民大會的決策方式-也就是說相當於幾乎一半的瑞士選民可以切切實實感受得到這種直接民主形式的存在。

城鎮中的村民大會

無論是只有幾十名居民的小村莊，或是像擁有近三萬居民的拉珀斯維爾-若納(Rapperswil-Jona)這樣的城市，都有村民大會。

在許多地方，居民每年兩次會在信箱中收到市政府發出的投票邀請函，信封中附帶集會議程和相關預算等文件。

村民大會一般會在村莊中心的禮堂或體育館中進行，針對某項事物進行討論後，用舉手或(如果居民要求)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各地的表決方式不盡相同：例如在擁有22’000名居民的霍爾根(Horgen)，人們透過起立的方式進行投票。一位前任市長曾幽默地說：霍爾根人「站」在自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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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市民大會和德國的村民大會

與《國家地理雜誌》報導過的格拉魯斯州(Glarus)的州民大會(Landsgemeinde)一樣，瑞士的村民大會也作為瑞士政治體制的一大特色在國際上頗受關注。然而，這種居民在居住地以集會投票的方式做決策的做法，只能算是一種特色，卻絕非瑞士獨有。

政治學家米哈爾·斯特萊伯(Michael Strebel)指出，這種村民大會在戰後的德國也很普遍。德國法律允許地方議會透過村民大會的形式進行決策。根據斯特萊伯的說法，德國聯邦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就約有25個小村莊至今仍存在某種形式的村民大會。

政治學家斯特萊伯也認為，這種形式與美國部分地區的市民大會(Town Meetings)也有「異曲同工之處」。斯特萊伯解釋說：「在美國的一些市鎮，擁有投票權的居民可以就當地政治的各個方面做出決定，有時這些決策還會生效。」

圖爾高州Steckborn鎮的投票卡，各地村民大會的表決方式不同。 Keystone / Gian Ehrenzeller

讓人握手言和的民主

美聯社在一篇關於2024年美國佛蒙特州的一次村民大會報導的題目是：「其他地方的人從中學到了什麼？」在這種村民大會上人們各持己見、針鋒相對，但最後一是會喜笑顏開、握手言和。

同樣，許多人也認為瑞士的村民大會是有效的交流場所，因此也是有利於找到解決方法的途徑。公民可以與地方政治負責人直接接觸；而來自對立政治陣營的民眾也可以進行面對面交談。

「根據我的經驗，這是受到高度認可的公民直接參與的機會，再加上有著悠久的歷史，」政治學家斯特萊伯說：「所以村民大會有很大的權威性，因此做出的決定能夠具有約束力。」

在瑞士德語區依然很受歡迎

斯特萊伯說：「居民可以對當地政府的政策做出直接反饋；這種村民大會也被視為民眾直接參與政治決策的機會。」

除了可以做出決策之外，羅查特還強調村民大會上的「暢所欲言」。與在投票箱前的投票不同，人們可以在村民大會上表達自己的看法-不僅可以說出尖銳的意見，還可以提出自己的疑慮。羅查特認為，這是源自瑞士「求同存異的文化」。

村民大會在瑞士德語區特別常見，而在日內瓦州和納沙泰爾州(法語區)，卻規定必須設立地方議會來決策。而在德語區，村民大會這種決策形式則很受歡迎：近年來，德語地區有關設立地方議會的提議大多遭到民眾否決。

參與率低，但決策有效

然而，在實際上中似乎支持這種決策形式的人比實際參加村民大會進行投票的人要多。

在一些大一些的市鎮，十年前的數據是，只有0.8%的選民參加村民大會；而在較小的村莊，則會有近45%的選民參加村民大會。

在伯恩州Eggiwil小鎮的這次村民大會上，參與者屈指可數。 Thomas Kern / SWI swissinfo.ch

2016年，根據已故政治學家安德烈亞斯·拉德納(Andreas Ladner)的估測，瑞士全國每年約有30萬人參加村民大會。目前瑞士沒有關於所有村民大會的最新可靠數據。斯特萊伯對個別市鎮進行了評估。」參與率僅為個位數，」他說，「也正是這些被調查的市鎮正在考慮改為議會決策制。但無論實際參與率如何，村民大會都被視為一種決策和直接民主的重要方式。」

然而，低參與率並不影響村民大會的合法性及認可度。正如羅查特所說，村民大會「儘管參與率低，但做出的決定卻被廣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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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入籍和新足球場建設

反對透過村民大會進行決策的人，總是提出參與率低的問題，他們認為這種方式做出的決策是少數人的決策。有時他們甚至覺得，市鎮政府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對村民大會產生影響，最後獲得他們想要的結果。

在許多瑞士村鎮，選民也要在村民大會上就村中外國人的入籍問題進行投票。這種做法經常招致批評，尤其是當村民是因為他會在星期天使用剪草機(瑞士人在周日絕對不開展任何體力勞作，週日必須休息)或穿著運動褲出門(瑞士人看不慣這樣的著裝)而不同意某人入籍時，就會被指責為死板、歧視甚至帶有種族主義色彩。

當一些協會或利益團體利用村民大會的低參與率，針對某次村民大會進行遊說，以獲得對自己有利的結果時，也會引發風波。那些相關機構總是能用這種方法，獲得市政的資金。例如，建造一個昂貴的、鋪設人工草皮的新足球場。斯特萊伯說這是「常見的現象」。他自己也親身經歷過這種「單方面為實現目的進行宣傳，並最終在村民大會上獲得成功」的例子。然而，這種情況總共發生了多少次，並無具體數據。

針對這種不良範例，斯特萊伯的建議是，「村民大會在做這種決策時，最好使用匿名在投票箱前投票的方式。」在一些城鎮已經有這樣的規定，如果被討論的資金超過一定水平，就必須在投票箱前投票。

與這些負面例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羅查特在對村民大會的研究中發現了一種所謂的「神聖的共同道德觀」，在村民大會上投票的人往往感覺自己肩負著對那些不在場人賦予的責任，這在大些的城鎮更為明顯。「因此，他們往往在投票時並不是完全出於自身的利益考慮，而更多的是出於一種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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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Marc Leutenegger，編譯自德文：楊煦冬/gj，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