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家门口的村民投票

苏黎世州的一个小城镇Bassersdorf的一次夏日村民大会现场，摄于2017年。 Thomas Kern / SWI swissinfo.ch

瑞士的政治制度非常特别，国家、州和城镇各有各的职权范围。很多时候决策权还在民众手中，比如外籍人是否能入籍，有些城镇要由居民投票决定。在瑞士的许多城镇，许多事物都不是由市政决定，而是由当地的村民大会决定，这种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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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们聚在一起针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政治议题做出决定，这似乎是民主最直接的表现形式。瑞士政治学家菲利普·罗查特(Philippe Rochat)说：”这种所谓的村民大会，被普遍认为，不仅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直接的民主方式。”它的理论基础是，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力。

1650个瑞士市镇依然在沿用这种村民大会的决策方式-也就是说相当于几乎一半的瑞士选民可以切切实实感受得到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的存在。

城镇中的村民大会

无论是只有几十名居民的小村庄，还是像拥有近三万居民的拉珀斯维尔-若纳(Rapperswil-Jona)这样的城市，都有村民大会。

在许多地方，居民们每年两次会在信箱中收到市政府发来的投票邀请函，信封中附带集会议程和相关预算等文件。

村民大会一般会在村中心的礼堂或体育馆中进行，针对某项事物进行讨论后，用举手或(如果居民要求)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各地的表决方式不尽相同：比如在拥有22’000名居民的霍尔根(Horgen)，人们通过起立的方式进行投票。一位前任市长曾幽默地说：霍尔根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如果瑞士不实行义务兼公职制度，民主制度将无法运行。点击阅读我们关于义务兼公职的文章：

美国的市民大会和德国的村民大会

与《国家地理杂志》报道过的格拉鲁斯州(Glarus)的州民大会(Landsgemeinde)一样，瑞士的村民大会也作为瑞士政治体制的一大特色在国际上颇受关注。然而，这种居民在居住地以集会投票的方式做决策的做法，只能算是一种特色，却绝非瑞士独有。

政治学家米哈尔·斯特莱伯(Michael Strebel)指出，这种村民大会在战后的德国也很普遍。德国法律允许地方议会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进行决策。根据斯特莱伯的说法，德国联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就约有25个小村庄至今仍存在某种形式的村民大会。

政治学家斯特莱伯还认为，这种形式与美国部分地区的市民大会(Town Meetings)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斯特莱伯解释说：”在美国的一些市镇，拥有投票权的居民可以就当地政治的各个方面做出决定，有时这些决策还会生效。”

图尔高州Steckborn镇的投票卡，各地村民大会的表决方式不同。 Keystone / Gian Ehrenzeller

让人握手言和的民主

美联社在一篇关于2024年美国佛蒙特州的一次村民大会报道的题目是：”其他地方的人从中学到了什么？”在这种村民大会上人们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但最后一是会喜笑颜开、握手言和。

同样，许多人也认为瑞士的村民大会是一个有效的交流场所，因此也是一种有利于找到解决方法的途径。公民可以与当地政治负责人直接接触；而来自对立政治阵营的民众也可以进行面对面交谈。

“根据我的经验，这是受到高度认可的公民直接参与的机会，再加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政治学家斯特莱伯说：”所以村民大会有很大的权威性，因此做出的决定能够具有约束力。”

在瑞士德语区依然很受欢迎

斯特莱伯说：”居民可以对当地政府的政策做出直接反馈；这种村民大会也被视为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

除了可以做出决策之外，罗查特还强调村民大会上的”畅所欲言”。与在投票箱前的投票不同，人们可以在村民大会上表达自己的看法-不仅可以说出尖锐的意见，还可以提出自己的疑虑。罗查特认为，这是源于瑞士”求同存异的文化”。

村民大会在瑞士德语区尤为常见，而在日内瓦州和纳沙泰尔州(法语区)，却规定必须设立地方议会来决策。而在德语区，村民大会这种决策形式则很受欢迎：近年来，德语地区有关设立地方议会的提议大多遭到民众否决。

参与率低，但决策有效

然而，在实际中似乎支持这种决策形式的人比实际参加村民大会进行投票的人要多。

在一些大一些的市镇，十年前的数据是，只有0.8%的选民参加村民大会；而在较小的村庄，则会有近45%的选民参加村民大会。

在伯尔尼州Eggiwil小镇的这次村民大会上，参与者屈指可数。 Thomas Kern / SWI swissinfo.ch

2016年，根据已故政治学家安德烈亚斯·拉德纳(Andreas Ladner)的估测，瑞士全国每年约有30万人参加村民大会。目前瑞士没有关于所有村民大会的最新可靠数据。斯特莱伯对个别市镇进行了评估。”参与率仅为个位数，”他说，“也正是这些被调查的市镇正在考虑改为议会决策制。但无论实际参与率如何，村民大会都被视为一种决策和直接民主的重要方式。”

然而，低参与率并不影响村民大会的合法性及认可度。正如罗查特所说，村民大会 “尽管参与率低，但做出的决定却被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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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入籍和新足球场建设

反对通过村民大会进行决策的人，总是提出参与率低下的问题，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做出的决策是少数人的决策。有时他们甚至觉得，市镇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村民大会产生影响，最后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

在许多瑞士村镇，选民还要在村民大会上就村中外国人的入籍问题进行投票。这种做法经常招致批评，尤其是当村民是因为他会在星期天使用剪草机(瑞士人在周日绝对不开展任何体力劳作，周日必须休息)或穿着运动裤出门(瑞士人看不惯这样的着装)而不同意某人入籍时，就会被指责为死板、歧视甚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当一些协会或利益集团利用村民大会的低参与率，针对某次村民大会进行游说，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时，也会引发风波。那些相关机构总是能用这种方法，获得市政的资金。例如，修建一个昂贵的、铺设人工草皮的新足球场。斯特莱伯说这是 “常见的现象”。他自己也亲身经历过这种”单方面为实现目的进行宣传，并最终在村民大会上获得成功”的例子。然而，这种情况总共发生了多少次，并无具体数据。

针对这种不良范例，斯特莱伯的建议是，“村民大会在做这种决策时，最好使用匿名在投票箱前投票的方式。”在一些城镇已经有这样的规定，如果被讨论的资金超过一定水平，就必须在投票箱前投票。

与这些负面例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查特在对村民大会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种所谓的”神圣的共同道德观”，”在村民大会上投票的人往往感觉自己肩负着对那些不在场人赋予的责任，这在大些的城镇更为明显。”因此，他们往往在投票时并不是完全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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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arc Leutenegger，编译自德文：杨煦冬/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