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空话连篇的时代已经过去”
欧盟是如何利用经济实力解决问题并突然开始成为地缘政治高手的？社会学家和移民研究人员Gerald Knaus谈了自己的见解。
瑞士资讯swissinfo.ch：如果现在用“尾声”这个词来形容欧洲的局面似乎都并不为过：欧洲近期发生的变化是自柏林墙倒塌以来从未有过的。我们是处于欧洲大陆的重组时期吗？
Gerald Knaus：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存在着一种冷战气息，只是未被察觉而已，这是一场由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蓄谋已久的系统性战争，试图改变欧洲战后秩序的规则。现在这场战争已经被拉开了帷幕。
德国已经意识到欧洲必须进行自我防护，关键在于欧洲的政治领袖们是否在受惊后，会采取实际和必要的变革。
Gerald Knaus是社会学家和移民研究者。这位奥地利人居住在柏林，是人脉很广的政治顾问，在东欧和东南欧都积累了多年经验。他是欧洲稳定倡议组织(European Stability Initiative外部链接)的主席(该组织2016年制定了欧盟-土耳其宣言，并揭露了欧洲委员会的“鱼子酱外交”)，他还是《我们的边境在哪里？ 在共鸣与恐惧之间-逃亡、移民和庇护的未来》一书的作者。
继乌克兰之后，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也递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西巴尔干地区要求加快扩大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是否处于欧盟扩张的时期？
的确，在过去20年北约和欧盟的扩大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外交案例，它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战争无法介入的区域。对许多国家来说，从阿尔巴尼亚到摩尔多瓦再到格鲁吉亚，这正是吸引力所在之处。可惜过去几年里，萦绕欧洲的一种舒适感，外加政治精英们的思想懒惰，令欧洲深陷于危机之中，缺乏这样的战略思考：什么样的一体化政策对于那些想加入的国家有利，同时也能在欧洲内部获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巴尔干地区的状况可能再次变得棘手：塞尔维亚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军备武装；边界线问题常常引发争执；而政治讨论的语调则变得愈发民族主义。在这种时候，欧盟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空话连篇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努力在西巴尔干地区-之后还会面向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发起号召，鼓励加入一个以“四大自由”(货物、人员、服务、资本和支付)为目标的东南欧经济区。在一个可预见的时期内与欧洲稳定地区的紧密接连会为这些国家带来希望。边界线，例如巴尔干地区的边界，将失去重要性。统一会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欧盟的外交事务特使Josep Borell最近强调“欧洲地缘政治的诞生”。
我的确相信，欧盟也在经历一次时代的变迁，这点我们可以从这次针对俄罗斯、史无前例的统一制裁上看出。在经济上，欧盟有它的实力，但要做到即使没有美国也有共同抵御攻击的能力，目前还是可望而不可及。而欧洲的军事行动，如近年来在马里的军事行动，与过去几十年的美国军事干预行动一样，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干预，其他均以失败告终。
欧洲现在想利用其经济实力，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以便未来不再看到像今天出现在乌克兰的这种侵略行为。然而要想成功，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
普京会因此而退缩吗？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欧盟也采取了制裁措施，但力度太小。这一次不同，估计连欧盟自己都对这次制裁措施的快速出现和影响范围感到惊讶。
然而现在在乌克兰一事上，问题是必须寄希望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普京的政策进行抵制，因为在军事上很难阻止他。在普京对车臣的第一次战争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被驱赶；在叙利亚，迄今已有超过一半的人流离失所；如果乌克兰出现类似情况，这将意味着那里的2000万人口中，1000万人将去海外避难。
在大流行病期间，政治家们也不得不做出快速而果断的决定，这一经历是否现在也起到了作用？
我至少可以证实在德国是这样，当现任总理Olaf Scholz还是财政部长时，他身边的团队就在大流行病开始时做出了非常迅速的反应，调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笔资金来支撑经济和确保就业。现在同一个团队也同样在短时间内做出了决定。
虽然略有迟疑，但瑞士也呼应了制裁。这在不同情况下被理解为对中立原则的违反。
乌克兰总统沃洛基米尔·塞伦斯基和美国总统乔·拜登都明确肯定了瑞士的这一做法。在国际上也有了记录，因为不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也因此而显得更重要。
在欧洲的这场对峙中，在民主国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样的侵略性专制国家之间，不再可能存在中立。瑞典和爱尔兰甚至已经开始支持乌克兰军队，瑞典还提供了武器。
俄罗斯入侵十天后，已有150万人逃离乌克兰前往欧洲邻国。2015年之后，我们再次感觉到欧洲国家对难民欢迎的态度-这次居然出现在那些一直不愿接受非欧洲难民的国家。这对欧洲未来的庇护政策意味着什么？
欢迎的态度总是取决于我们对那些到来的人身后故事的看法。目前欧洲出现的同情是因为每个人都看到同样的故事，妇女和儿童在侵略战争中逃离炸弹的袭击。这与白俄罗斯独裁者利用难民施加政治压力的情况不同。
以下情况也必须适用：即使是一位在波兰-白俄罗斯边境上的伊拉克人也应该有人类的尊严和权利。这就是1951年《难民公约》的尖锐之处，该公约规定，每个人都有作为人的尊严，不得将任何人推至危险之中。而这一原则-尽管目前的这股巨大的同情热潮-正处于一个临界点，多年来一直受到侵害。
我从未相信过有可能在欧盟建立一个带有严格再分配配额的统一难民制度。因而一些国家引进创意措施，并带动其他国家，则显得更加重要。例如，瑞典目前每年通过重新安置计划，接收相当于本国人口0.05%的难民，即5000人，该模式应该被其他国家效仿，此外还要扩大私人赞助计划，加拿大就有这种赞助。
减少非正常移民的另一个方法是使其正常化，自战前开始，针对乌克兰人的免签证措施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目前的情况下尤为重要。现在，欧洲其他邻国也应该这样做。免签证和接受那些不得不离开祖国的人再入境，有助于人道主义援助，还能挽救生命。
瑞士全民5月份将针对增加欧洲边境和海岸警戒机构Frontex的资助金举行投票，该机构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当涉及到公海上的责任时。应该如何解决Frontex的问题？
这些围绕Frontex的辩论都伴随着很深的误解，但无论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未觉察到，Frontex实际上是一个虚弱的、迄今为止几乎毫无意义的机构。在出现违法状况的时候，它从未在场：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边境；在匈牙利、甚至在波兰(该机构的总部设在华沙)都是这种情况。而实际上各国政府根本不希望在边境上看到他们，以免受到监视。有人早就不想再给他们钱了。
Frontex不是造成欧盟边境出现暴力行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各国政府。我不了解瑞士相关讨论的具体情况，但要是最后因为一个毫无效果的姿态而否定申根成员国这样的成功典范，对我来说就太无意义了。而且我也并不相信，欧盟会因为瑞士通过了一个公投就握手言和，出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目前欧盟对瑞士的态度更加冷淡了。
德国、奥地利和瑞典的人口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1.3%，但近些年他们提供的保护(庇护或其他形式的保护)却在全世界几乎占了三分之一。那么其他国家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在联合国难民署都几乎未提及的问题。亚洲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但那里几乎不存在难民问题。按说应该让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等相对富裕的国家加入进来，分担对那些受威胁国家的国际责任。这是国际外交事业上的一个挑战。只有这样，难民问题才能在21世纪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观念被接受。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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