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與梵蒂岡：謹慎外交關係回顧
瑞士委派首位外交代表進駐梵蒂岡聖座才只是30年前的事，現在瑞士政府已有意在梵蒂岡開設大使館。過去政治與宗教性質的衝突曾屢屢給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留下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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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初通過“哈斯事件”，才攪動了瑞士和梵蒂岡城國間關係的深水。當時聖座(Holy See，亦稱“羅馬教廷”)任命極端保守的沃爾夫岡·哈斯(Wolfgang Haas)擔任庫爾(Chur)教區主教，此事引發爭議和討論，使得瑞士聯邦政府意識到有必要在梵蒂岡設立外交代表。
1990年，當時的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指派沃爾夫岡·哈斯領導庫爾教區。
由於這位新任主教的想法極端保守，尤其不為教區內自由派人士(特別是蘇黎世州信眾)所接受，因而在教區內引發一段時間的重大危機與衝突。
幾年間儘管做過多次斡旋嘗試，然而面對眾多天主教信徒的憤慨與抗議，教宗最終於1997年做出讓步，專門為哈斯設立瓦杜茨總教區(列支敦士登)，並在庫爾任命阿梅德·格拉布(Amedée Grab)擔任新主教。
1991年10月30日派遣特使前往聖座的法案中寫道：“最近的經驗表明，一方面瑞士的實際情況只能通過教廷使節的視角送達羅馬；另一方面，瑞士未能通過那裡的聯繫人獲知某些事件(例如瑞士幾位主教的羅馬之行)，或得知教廷對瑞士政策的背景資料。”
那時瑞士選派的外交代表耶諾·施特林(Jenö Staehlin)任期只有一年。還是到了2004年5月底，在約翰·保羅二世第二次訪問伯恩前夕，隨著一位特命全權大使的任命，兩國間的外交關係才得以正常化。
衝突的迴聲
鞏固兩國間外交關係這一進程的最後一步，是瑞士政府於10月1日宣布將在梵蒂岡聖座設立大使館。
“然而，即使在今天，瑞士和梵蒂岡城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也不是完全沒有爭議，它仍帶有謹慎的特點，”瑞士外交文件館館長、歷史學家薩沙·扎拉(Sacha Zala)指出，“這是自由聯邦國家與教宗至威主義之間歷史衝突的遺留問題，即教宗對民族國家政治的干預。”
在聯邦外交部就有意在梵蒂岡開設外交辦事處的公報中，也能看到這種衝突的迴聲。這份公報重申，該決定“不會改變聯邦與天主教和基督教歸正教會之間的關係，並保證充分尊重聯邦和各州的管轄權”。
長期的艱難關係
瑞士聯邦和梵蒂岡之間的外交關係有著非常古老的淵源。繼法國之後，羅馬教廷是第二個在聯邦領土上建立永久外交代表機構的國家。自1586年以來，教廷使節在琉森的存在對16和17世紀天主教在瑞士的鞏固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在1798-1803年赫爾維蒂共和國(Helvetic Republic)時期外交關係暫時中斷外，即便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教廷使館也繼續在瑞士進行外交活動。不過當時教廷使節被派往聯邦，而不再是僅僅派往各個天主教州。
但隨著激進自由主義潮流在瑞士出現，衝突的機會也不斷增加，因為這種自由主義潮流傾向於讓天主教會從屬於政府部門。儘管瑞士和梵蒂岡城國之間的關係經歷了一些動盪，但即使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各州之間的獨立聯盟戰爭(Sonderbundskrieg)及1848年現代瑞士聯邦國家建立等障礙，也都被先後克服。
然而在所謂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中，衝突被不斷激化，教宗無誤論教義(1870年)和許多瑞士激進分子所持的反教權主義將緊張局勢推至極點。 1873年12月底，梵蒂岡聖座發表了名為“Etsi multa”的教宗通喻，嚴厲地批評了各州及聯邦對天主教會施行的政策，次月瑞士政府與梵蒂岡終止外交關係，教廷時節也撤出瑞士。
緩慢的癒合
不過，瑞士與聖座的紐帶從未被完全割斷。凡是涉及瑞士境內主教團管理的事務，仍不斷需要雙方代表通過對話解決。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兩國間關係曾略有和解。梵蒂岡支持在瑞士關押患病和受傷的戰俘，表明了瑞士聯邦和教皇國在人道主義政策領域利益趨同。
人道主義領域的合作有助於促進政治上的和解。 1920年6月，瑞士政府決定恢復與羅馬教廷的外交關係。從那時起，教廷使節再次在瑞士正式代表梵蒂岡。
不過有個條件，瑞士“過去未實行對等原則，今後也不能實行對等原則”。聯邦政府還敦促教廷使節“以極大的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或天主教徒之間不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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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二戰期間及之後，外交關係的單邊性也得到嚴格遵守，儘管在1939年，瑞士政府曾首次派代表參加教宗(庇護十二世)的加冕儀式。
戰後不久，瑞士即放棄了在梵蒂岡任命外交代表的設想，為的是要避免“國內某些地區的教派鬥爭”，也是因為“這將使我們與蘇聯的關係問題複雜化”。此外，新教少數群體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天主教國家所遭受的歧視，也促使瑞士不放棄“不對等原則”。
直到上世紀60年代初，隨著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開創了教派聯合的緩和氣氛，瑞士才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
然而到了1968年，瑞士政府雖然認識到單邊外交代表這一做法的不正常性，並希望與梵蒂岡關係正常化，但還是認為應當先考慮修訂聯邦憲法，以取消限制宗教自由的特殊條款。不過對聯邦當局來說，早已明確的問題就是，克服單邊主義是權宜之計，不再是原則問題。
舊有憲法條款曾禁止耶穌會和創辦新修道院，這是實現關係正常化的路障，而1973年的一次全國投票廢除了這些條款。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的全面外交攻勢，也促使瑞士自1987年起具體考慮“逐步正常化”的可能性，直到“哈斯事件”提供了決定性的推動力。
(譯自英語：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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