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应该怎样面对那些不光彩的历史
五十年前，Paul Grüninger去世。这位警察指挥官在二战前拯救了数以千计的难民，让他们免遭被遣送回德国的厄运-为此他受到惩罚并遭解雇。直到1995年，他才被平反，这还要归功于《Grüninger案例》一书，我们采访了该书作者，历史学家Stefan Keller，就“瑞士应该如何面对过去”与他展开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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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有关协助难民逃亡的一名瑞士人Paul Grüninger的讨论在瑞士掀起了一股历史辩论热潮，讨论的话题继而延伸到瑞士银行中失联人的财产及二战时期瑞士独立专家委员会-“Bergier委员会”的作用；今天针对苏黎世艺术馆中Bührle收藏品背后历史的讨论，再次让那段历史重现在人们面前，引起人们自发的深省。
与历史学家和记者Stefan Keller的对话。
瑞士资讯swissinfo.ch：在过去的30年里，瑞士在对待自己过去的方式上有什么变化？
Stefan Keller：我不确定是否真的有任何变化。在关于Bührle收藏品的讨论中，我们听到的依然是和以前一样的论调：否认、淡化外加诽谤。人们仍然持这样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处都很混乱，但瑞士却在法律和秩序之下，一切井井有条。
然而，20世纪90年代还是出现了一些转折：1995年，因为您的那本书，Paul Grüninger得到了平反；1998年，刺杀希特勒的莫里斯·巴瓦德(Maurice Bavaud)被昭雪-比德国晚了42年。还是有些事情发生了，为什么？
随着冷战的结束，各条战线都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解体，人们开始对许多事情进行反思。比如体现在档案管理上的就很明显：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档案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让国家进行自我保护，因此如果有历史学家或记者想看一些敏感的东西，档案管理员会马上通知政府部门。
直到1997年，日内瓦州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还只想给我一份1938年移交给盖世太保的一名逃犯的档案摘要，虽然我从这名幸存的逃犯那里得到了所有必要的合法证明，允许查看他的所有文件。但是，州档案馆工作人员依然拒绝让我查看这些资料，理由是，否则这个人会提出赔偿要求！后来我请了日内瓦的一名律师出面干预，才得到了档案的副本。
这位档案员还属于老一代人，现在新一代的档案工作者早已不再是这样。他们将澄清事实视为己任，给予我很大帮助。他们还对档案了如指掌，并希望这些资料能派上用场。
在1938年和1939年间，圣加仑警察指挥官Paul Grüniger曾拯救了几百名，也许是几千名犹太和其他难民，根据瑞士法律，他们本应被遣送回德国。1939年春天，他被立即解职。经过长期调查，1940年底，圣加仑地区法院对他处以罚款惩罚。他从此再也没有找到过稳定的工作，于1972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离世前，他曾在很多地方遭受到排斥。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Paul Grüninger也曾偶尔因为他的事迹得到过一些赞誉，例如，以色列的纪念馆Yad Vashem就曾提到过他。但在瑞士，直到1995年圣加仑地区法院才撤销了1940年的判决，宣布他无罪。 这还要归功于：Stefan Keller的《Grüninger案例》一书；法学教授Mark Pieth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提出的专家意见；圣加仑政治家Paul Rechsteiner也提出过建议；以及一个名为“为Paul Grüninger伸张正义”协会所做的工作。
Grüninger案是瑞士第一例此类平反案。后来，瑞士出台了一项法律，为所有民族社会主义时代遭受惩罚的难民协助者予以平反；之后又有一项法律为被定罪的西班牙战士平反；罗姆人和曾经的租赁儿童也都受到了至少是象征性的赔偿。
在这里，你可以观看Richard Dindo拍摄的纪录片《Grüningers案例》(Dokumentarfilm “Grüningers Fall”外部链接，德，1997年）。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
“瑞士凭借自己的力量骄傲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应该属于最后的胜利者之一”，这个神话从始至终有些脆弱，而且瑞士人也心知肚明，这并不完全属实。但它却一直被顽强地捍卫着，这种跨越所有阶级的“精神国防”理念也稳定了战后的社会秩序。1989年，在1939年战争爆发的周年纪念日，瑞士军队举行了一个名为“钻石”的大型庆典活动，仿佛那场战争有什么值得庆祝之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犹太人遭到洗劫这段历史一直不是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在瑞士，在国际上也一样。美国历史学家Raul Hilberg的著作《欧洲犹太人的灭绝》于1954年出版，最初并未引起关注。
在德国，“大屠杀”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一部美国同名电视连续剧才被人们所熟悉。希伯来语“Shoah”成为灭绝犹太人的同义词，是从法国电影制片人Claude Lanzmann于1984/85年拍摄的一部以此为题的电影之后才开始在欧洲流行。而灭绝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上带来了一段文明的断裂，这样的认知相对较晚才被人们接受。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观念并未渗透到主流社会。
那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接受的？
Alfred A. Häsler在十年后出版了一本传奇性的书籍《船已满》(Das Boot ist voll)。为了写这本书，他走访了犹太难民的援助者，并对许多人的个人命运进行了调查。
1973年，瑞士电视台播放了Werner Rings拍摄的多集电影《战争中的瑞士》(Die Schweiz im Krieg)，引起了轰动。值得注意的是，Werner Rings本人也曾作为难民在瑞士生活过。后来又出现了一些纪录片和系列报道，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到瑞士在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所作所为，在此记者和电影制片人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件事上，新闻业有什么优势？
这里要加一句：学术研究、大学，对这一话题一直避而不谈。言归正传，作为一名记者，可以快速、不受束缚，也可以无所顾忌地接受口述来源的资料；还懂得如何写出浅显易懂、有血有肉的故事。数字经常会很抽象，比如被遣送回去的是25’000人还是30’000人，总归是些难以想象的数字，然而如果了解到两三个有名有姓、有家庭住址的具体人物的亲身经历，就能让人对整个事件有了具体的想象。
当时您不仅为协助难民逃亡的警官Paul Grüninger出了一本书，还与律师一起，再次将他的案例送上了法庭，在重审中，他被宣布无罪。为什么？对一个死人的平反有任何意义吗？
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家庭；为了那些因为他而死里逃生的难民，当然，这也是一个政治风向标，我认为正面的标志很重要。
当我们为Paul Grüninger争取平反时，最初得到的官方回复是，平反在圣加仑的法律条款上是陌生的概念。
Stefan Schürer律师说，Grüninger案是一堂“法律与历史混合”的实践课，这是首次将历史置于法律之上的实践。
但我们靠的是自然法规，因为任何时候，将人送上死亡之路都是不正确的。法律论证由Grüninger后代的律师Paul Rechsteiner和法律教授Mark Pieth一起负责。Pieth甚至表示，那些当时服从联邦委员会命令的人或发布命令的人实际上应该受到惩罚，因为将人交给杀人犯的决定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合法的，必须遭到拒绝。
反响是什么？
这当然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因为它不仅适用于现在，也适用于将来。法律或法规不能与基本人权相抵触。在当时，我们认为，为Paul Grüninger平了反，则是为瑞士对待过去的政策开启了新的篇章。然而我们刚打赢这场官司，就出现了关于瑞士银行中失联者账号的讨论，于是又出现了那种抵抗态度：银行不愿意归还那些被害犹太人的钱。
在商店偷盗的人会被抓捕，但当涉及犹太人的财产时，财产归属问题却被回避了。我只能把这种无视犹太人要求的行为理解为反犹太主义。这同样可以解释目前关于苏黎世艺术馆里的Bührle收藏品：接受通过纳粹交易从犹太人手里买来的画，这对任何一位正常公民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但在瑞士，却允许这样做，还正在为这些画建造博物馆。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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