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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犹太营”,欧洲”文化营“?

Photo de groupe d internés dans un camp d internement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Girenbad拘禁营的”营民“合影。 Archives familiales d'Annette Wieviorka

法国历史学家Annette Wieviorka在她的新书中唤醒了一段早已被忘记的故事:1942-1943年,外国犹太人曾被关押在瑞士营地。在那里,嘈杂的食堂成了知名作家Manès Sperber的“讲堂”。

历史学家Annette Wieviorka说:”每每谈到他在瑞士的流亡生活,我父亲的口吻总是赞许和积极的。”这位史学家的最新著作《墓穴》(Tombeaux)讲述了她的家族故事。书中的流亡故事发生在二战时的瑞士拘禁营。

1942年8月。Wieviorka一家正在法国尼斯的”自由区”避难。8月16日,维希政府发起围捕犹太人行动之后,一家人感到威胁步步逼近。Annette Wieviorka的父亲、当时21岁的Abraham(Aby)、他的弟弟Méni和好友Jacob Pakciarz决定非法逃往瑞士。

他们从尼斯出发,坐火车到上萨瓦省的Cluses,然后搭汽车到Taninges。在那里,他们在一名引渡者的带领下,徒步爬上了海拔近2000米的库克斯山口(col de Coux)。他们的目标:悄悄进入瑞士边境,前往瓦莱州的Champéry村。奥地利和法国双国籍作家Manès Sperber(1905-1984年)在两个星期前完成了同样的跋涉,他花了两天时间,最终成功抵达Champéry。

老织布厂里藏身

他们成功进入了瑞士境内,但绝不能在瓦莱州逗留。Aby、Méni和Jacob知道,如果潜入者留在边境附近,瑞士可以将其遣返。瑞士政府刚刚签署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没有签证的外国人必须被遣返,”即便遣返后他们可能面临重大困境,如生命或身体健康受到威胁”。

三个年轻人于是坐火车到了苏黎世,在那里,以色列人协助组织Entraide Israélite建议他们去警察局备案。10月16日,他们被关进Hinwil附近的Girenbad拘禁营。这里是一个”暂住营地”(Aufanglager),由军事当局管理。”在那里,难民在等待档案建立期间,要完成一些家政劳务,但不能工作,”Annette Wieviorka介绍说。

Homme posant devant un arbre
Aby Wieviorka在Girenbad拘禁营里。 Archives familiales d’Annette Wieviorka

在这个苏黎世高地的迷人村庄里,350名逃离纳粹统治的欧洲裔犹太人被安置在一座老织布厂里。“Méni非常惊讶,”历史学家在书中回忆道,“在他看来,犹太人就要讲意第绪语,而且是左翼人士。然而,在这个’仅仅因犹太人身份而聚集于一处’的群体中,有人不会说意第绪语,有人是地痞流氓,甚至是皮条客。”

被像麻风病人般对待

2001年,另一名受拘者Boris Fraenkel(1921-2006年)告诉我们,拘禁营的物质条件”非常一般”。”我们睡在稻草上,午餐和晚餐吃的是’稀稀’的玉米糊。”营中不能淋浴。人们只能通过打牌和下棋消磨时光,此外,还要多少有些不情愿地参加家务劳动- 经常是削土豆皮的活儿。总而言之,被关押的人要想出各种法子来打发时间。

关于拘禁营,人们的看法不一。Aby对那里有着良好的回忆,Méni则不然。而作家Manès Sperber更是对营中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判。Sperber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里的生活:”最糟糕的是士兵、军士和大部分军官对逃难者们说话时不屑一顾、蔑视至极的语气。毫无疑问,这支部队收到的命令是: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对待我们。”

作为维也纳知名学者、心理学家和对斯大林持批判态度的前共产党员,当时37岁的Manès Sperber决定行动起来,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营中的年轻犹太人- 尽管后者更习惯于混日子,而非学习。授课计划:每晚举办讲座,“然后展开深入讨论”。

Boris Fraenkel说:”在Sperber的组织下,这里形成了一所真正受欢迎的大学。一所广义的文化学校,我在那里发现了艺术、政治和文学的世界。我的大学没有书本。”除了讲座之外,Manès Sperber还管理着一个由红十字会赞助的小型图书馆。

犹太男高音

Manès Sperber身边有很多志同道合者。”我的左铺是Franz Fein,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翻译家……我的右铺是维也纳老乡Fritz Saxl,律师和艺术史发烧友,”Sperber在回忆录中记述道。

还有Lucien Goldmann,他专门研究法国大剧作家拉辛,后来成为日内瓦大学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弟子。”Aby会模仿Goldmann的样子,微驼着背,手掌托着本书,在营地里走来走去。”Annette Wieviorka写道。

1942年10月的一天,一个身材矮小-身高只有1米5-的男子来到这个“隐身”在Girenbad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欧洲文化集中地”。”驼毛大衣穿在他的小身子骨上,咣咣当当的,”Annette Wieviorka描写道。这个人就是Josef Schmidt,人称”犹太卡鲁索”或”袖珍卡鲁索”。

说到这位精英男高音歌唱家,我们现在仍然会时不时在老电影-比如,《一首传遍世界的歌》(Ein Lied geht um die Welt)- 中看到他的身影。Schmidt在德国歌剧界崭露头角时,希特勒已经上台。由于犹太身份,他在德国被禁演。Josef Schmidt在游遍欧洲各地之后,最终逃往瑞士。

那一年他38岁。11月,这位歌唱家因病痛被送至苏黎世住院治疗。医生认为他是”装病”,把他送回了拘禁营。两天后,他因心脏病发作而亡。”Josef Schmidt的猝死在“营友”中引起极大震动,” Annette Wieviorka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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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ès Sperber的讲座并没因此而停止。很难想象这些课程是竟是在营地食堂进行的。窗外是苏黎世高地的丘陵和乡村风景;屋子里,有的人在嬉闹,而有的人则专心听讲。“由于噪音震耳,我们聚到屋子的尽头讲课,”Sperber写道,“同屋玩耍的营友们,抱怨我们占了他们的地方,说我们的讲座干扰了他们玩耍。”

问题出在哪儿了?”我父亲倒没有具体讲过。但我可以想象,Sperber时一位对精神分析学感兴趣的文化学者和共产主义者,又是André Malraux(法国作家、政治家)和Arthur Koestler(匈牙利犹太裔作家)的朋友,他这样的人物和一群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相处,想必会有摩擦,”Annette Wieviorka说。

指挥官的赞扬

1943年3月,随着拘留营“营民”被分流,那里的奇遇也划上句号。Aby和Méni被转移到巴塞尔乡村半州的Arisdorf劳改营。17个月填埋战壕的工作留给他们的记忆远远少于Girenbad拘留营里6个月的生活。

在牧师Adolf Maurer的安排下,Manès Sperber最终与妻儿在苏黎世团聚。在Sperber离开Girenbad时,拘留营指挥官还热情地对他表示了感谢:”您从始至终的坚持和勤奋的工作,您正直的作风和团结的精神,大大地帮我减轻了肩上的重任。您促进Girenbad拘留营文化生活的努力结出了累累硕果。”

“我父亲曾经说过,我们唯一可以责备瑞士的是,它没有开放更多的边界,”Annette Wieviorka说,“我父亲对自己说的话是负责的……”Aby的父母不曾试图逃往瑞士,最终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编译自法语:郭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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