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利用民主元素
在中国，公民也有政治参与的机会— 但这并非源于民主信念。苏黎世大学政治学家胡淑云就此开展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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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资讯swissinfo.ch：您正在研究中国地方层面的民主制度。应该如何理解威权体制下的民主？
胡淑云(Su Yun Woo)：中国虽然被称为威权国家，但已经在地方层面进行了一系列公民参与的试验。在研究中，我比较了两个参与式预算的范例：一个是西南城市成都(Chengdu)，另一个是位于中国东部的温岭市(Wenling)。
参与式预算是如何运行的？
当地政府邀请公民参与有关预算的部分决策过程。市民召开小组会议，讨论社区要完成的项目，例如图书馆或社区花园。温岭市参与式预算广为人知，但成都的相关资料较少。
在温岭，参与的市民是以抽签方式选出的。在成都，参与的市民是出于自愿，因此以时间充裕的老年人为主。在温岭则是随机选择，因为参与者可获得报酬— 这与瑞士公民参与项目类似。参与的公民可获得相当于7瑞郎的奖金和一顿午餐。在温岭，参与式预算已成为地方预算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者不一定是共产党员？
不，他们都是很普通的公民。但不可否认的是，参与项目有时会被官方干涉。例如，一些党员干部告诉我们，他们本应挨家挨户征求民众意见，但却自己填写了调查表。
当地参与式预算是如何开展讨论的？
一些参与者非常明确地表达观点，但也有一些人比较克制。
听上去这与其他地方的参与式预算相似。
这一过程与其他国家的差不多。仔细想来，公民参与的最终目的— 无论在民主还是威权国家— 都是实现善治。这可能令人惊讶，但威权国家也注重良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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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对政府而言，善治意味着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个一党制国家能够坚韧长存，原因在于其具有灵活性，能与时俱进。
中国仅选择性允许公民参与，而且主要是在地方层面。公民参与的都是不太敏感的议题。高级政治议题，例如人权，在中国是不允许参与的。
在公民参与方面，地方预算是一个有趣的领域。因为这总是关乎资源的分配。政府不必去猜测民众的诉求，只要组织参与式预算，将预算决策权交予人民即可。这种做法可以防止不当行为。
中国仅选择性允许公民参与，而且主要是在地方层面。公民参与的都是不太敏感的议题。高级政治议题，例如人权，在中国是不允许参与的。这种类型的参与在中国受到管理和控制。
在民主国家，公民参与不仅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在中国有时也是如此：在成都，不同程度依附于政府的社会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种公民参与同民主国家的公民参与有何主要区别？
在中国，公民参与是在一党制政权下进行的。执政党决定是否对参与项目予以批准。政府推行参与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不满情绪，提高人民对官方决策的接受度。如果出现差池，执政党可以说：“这是你们想要的。”为什么一个威权体制要注重参与？因为应对潜在不稳定的政治成本是相当高的。
稳定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但要再次强调：公民参与制度仅限于地方层面。
您是如何与中国地方民主研究结缘的？
2015年，我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时，协商民主概念颇受关注。我很好奇该制度竟然也应用于中国，所以我决定聚焦中国政治。
类似于公民小组这样的协商民主似乎是一种炒作。
是的。人们热议现有民主制度的民主赤字，探索缩短官民距离的路径，这使协商民主再次流行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概念在中国也颇受欢迎。首批试验项目于2005年在温岭、2008年在成都启动。
在“日内瓦民主周”活动上，您与一位研究委内瑞拉公民参与的专家同台。所有威权国家的参与制度都相似吗？
威权国家引入参与制度的动机都是相似的。但在实践环节却各不相同。在一些民主和威权混合的国家，可以存在反对党，例如我的家乡新加坡。
我对专制和民众二元论进行了深刻思考。我认为这种对立思维无助于研究中国。而应努力从一个更平衡的角度看问题，这很重要— 因为中国既复杂又庞大，有着相互矛盾的发展进程。
在威权体制中，公民参与属于工具逻辑。在民主体制中也将公民参与视为工具，但目的是振兴和加强民主。在威权体制下，公民参与则是加强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工具。
中国这样的制度应该被称为“民主”吗？
对于中国人民确实如此。这会惹恼不少西方人，因为他们对公民参与有特定的理解，通常理解为选举。但如果我们将公民参与理解为争取民众投入、倾听民众心声、向民众汇报：那我认为，中国已经做到了一些。虽然不够持续，也没有覆盖全中国，但我已经观察到了一些苗头。
您研究的参与项目有效果了吗？
是的，有效果。之前亲临现场，我也能感受到相关组织非常认真地投入其中。不幸的是，过去三年我没法访问中国。我虽然知道温岭还在继续执行参与式预算，但是很难评估当地的公民参与过程。
由于疫情的影响，目前很难入境中国，只能依靠我的同事。这无法取代与当地人的面对面接触。我知道政界高层有很多负面消息，但是基于对地方政治做过的一些定性研究，我仍然可以保留一些乐观。
有乐观的理由吗？
尽管当前形势看起来不太乐观，但我仍然相信中国某些群体，甚至广大公众的韧性和行动力。我认识的一些社会组织和社会行动者依然积极奔走，推动参与制度在中国落地。虽然我并不天真，知道他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但他们的坚定仍给了我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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