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瑞士的香港人：在异乡延续抗争中国压制

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方以催泪瓦斯驱散要求透明选举的示威者，由此引发的“雨伞运动”成为香港争取民主的象征。 Keystone/ALEX HOFFORD

在中国政府持续加剧打压之际，部分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将瑞士首都伯尔尼作为一个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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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仅有逾千名来自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居民，相比之下，约75万名港人均匀地分布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三地。

瑞士政府也未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在香港自2020年政治权利遭镇压后，为港人提供特别签证或快速居留途径。

然而，今年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选择将瑞士首都伯尔尼设为其香港事务的正式注册中心。该组织此前被迫关闭设在香港的办公室，原因是员工因《香港国安法》面临任意搜查、逮捕与起诉的风险。

这一决定体现了瑞士对个人隐私的强大保障能力，以及它的政治稳定与法治。新成立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海外事务处”(AIHKO)是该组织首个完全设于流亡状态下的行动办公室，其运作由分布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台湾、英国及美国的香港侨民领导。

“瑞士提供了完善的法律保障，能保护我们员工、支持者及其他相关人士的个人资料，”该事务处理事会成员、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Fernando Cheung)在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时表示。瑞士拥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与稳定的社会环境，“确保像我们这样倡导人权的民间社会组织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运作”。

人工智能加剧威胁

选择具备严格资料保护法律的司法辖区，对各类权利组织而言愈发重要。随着各国政府、科技公司乃至犯罪网络不断扩大数据收集，加之存储成本骤降与人工智能对海量数据的分析能力日益增强，意味着任何被获取的信息都可能被永久保存与有效处理。独立的媒体自由机构汤森路透基金会(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去年发布了《慈善机构与非政府组织数据保护指南》。中国被视为“终极监控国家”，其监控能力早已延伸至国境之外，使反对其政权者面临风险。

尽管瑞士并非欧盟成员国，但自2023年起已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接轨，该条例被视为全球数据隐私保护的标杆。瑞士境内的机构必须在系统或服务设计阶段即纳入防护机制，且不得在未经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收集非必要信息。

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今年3月签署行政命令，试图将政府信息集中化，并取消部门间的信息共享限制。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批评此举削弱隐私保障，并指出美国现行隐私立法自上世纪70年代沿用至今，“已无法满足现代数据保护的需求”。

加拿大在加强电子隐私立法方面的努力因党派纷争而陷入停滞；英国今年通过的、旨在简化相关法规的《数据使用与访问法》被指削弱了保护力度。欧洲最大网络自由联盟“欧洲数字权利”(EDRi)组织呼吁欧盟不要效仿英国“倒退”的做法。

OpenAI揭示中国监控证据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据保护显得愈发重要，因为人工智能为中国等非民主国家提供了全新的监控工具。

总部位于旧金山、开发ChatGPT大型语言模型的OpenAI今年2月表示，有中国团体利用其技术研发出一种人工智能工具，可自动从西方社交媒体上抓取并汇报反政权言论。这是OpenAI首次发现此类行为的证据。该公司同时指出，其他美国科技产品也被用于生成英文帖子，批评中国异议人士。

随着香港活动人士流亡海外并建立人权组织，中国针对海外人权维护者的打压已日益加剧。这些人士屡遭骚扰与攻击，他们留在香港的家人也受到牵连。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海外事务处理事会成员邵岚(Joey Siu)遭香港警方通缉，指控她“勾结外国势力”，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悬赏10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91.6万元)缉捕。今年1月她收到电子邮件，内容包括“意外事故人寿保险及身故葬礼保障”，她认为这是明显的恐吓手段。

今年5月，美国非营利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执行主任郭凤仪(Anna Kwok)的家人也成为目标。香港警方以涉嫌“试图协助处理属于或由有关潜逃者拥有或控制的资金或资产”为由，逮捕了她的父亲与兄长。

香港异议人士在海外持续遭追捕

今年8月，2021年移居英国并在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担任高级国际倡导专员的刘珈汶(Carmen Lau)指控英国警方要求她自我审查，不要参加抗议等公共集会。《卫报》报道称，有人向她的多个邻居寄出信件，悬赏1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93.4万元)征求她的行踪或将她交予有关部门。

北京于2020年绕过香港特区政府，直接实施《香港国安法》等一系列立法，几乎全面禁止了公开的反对声音。此后，包括她在内的多名港人被迫逃离家乡。

在此之前，港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允许香港居民被引渡至中国内地受审，在当地引发连月抗议。抗议者最初要求撤回该法案，后来演变成更广泛的民主诉求。

当时，《香港国安法》模糊的条文定义令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办事处的员工担心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导致“无法判断哪些活动可能被视为犯罪”。亲中媒体如《大公报》随后公开点名批评该组织的香港分部，指控其成员“勾结外国势力”，并将他们描绘成企图破坏香港稳定的西方政府代理人。

这迫使国际特赦组织于2021年关闭其在香港的两个办公室，而它并非唯一的受害者。

据巫堃泰(Michael Mo)在利兹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进行博士研究期间做所的统计，自中国于2020年6月将《香港国安法》纳入香港的事实宪制《基本法》以来，已有逾58个当地民间团体被迫解散。国际特赦组织则表示，逾百家非政府组织与媒体已被迫关闭或逃离香港。

展示香港民主自由发展历程的时间轴图表。 SWI swissinfo.ch

面对威胁流亡者仍在坚持发声

与总部设在伦敦的这家人权组织一样，多家香港团体已将基地转移至海外，其中包括设在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及英国的“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他们持续拓展全球网络，与侨居各地的港人社群保持联系，记录香港的人权侵害事件，并将这些议题带上国际舞台。

然而，即便身在异乡，许多港人仍惧怕中国的触角。瑞士资讯为此报道联系的多数人士都拒绝接受采访。

“现在并非采访旅居海外港人的好时机，”一位因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愿具名的受访者表示，“许多人选择保持沉默、尽量低调，只有那些全家都已移居海外的人才敢公开发声。”

而中国及其民族主义支持者一直都在强化这种恐惧。

今年5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曾举报数十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香港亲中活动人士邓德成(Innes Tang)计划移居瑞士创办媒体公司。不过瑞士资讯未能在本国查到相关注册记录。BBC指出，邓德成经常前往驻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出席会议，从中国立场发言评论香港问题。

“我担心在瑞士的中国或香港籍人士可能正在收集参与民主运动港人的姓名与信息，好举报我们违反《香港国安法》，”旅居瑞士的港人詹姆斯·孙(化名)说。他曾于2019年参加在苏黎世的中国领事馆外“声援香港-反送中”的抗议活动。

孙先生如今已不再在社交媒体上谈论香港政治。但他认为，国际特赦组织等人权团体在瑞士及其他国家设立的海外办事处，为流亡港人提供了新的联系与发声机会。

“我不想永远保持沉默，”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对文末接受瑞士采访者的姓名使用了化名，以保护其身份安全。

(编辑Tony Barrett/vm/sb)，编译自英文：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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