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聯邦主席：「我們應當廣結夥伴，美國必定位列其中。」
在進入聯邦委員會十年之際，蓋伊·帕爾莫蘭即日起開啟了他的第二個聯邦主席任期。這位來自保守右翼黨派的經濟部長就瑞士與美國的未來關係、瑞士在變革下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以及在危機時期執政所面臨的挑戰發表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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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報：瑞士媒體裡的中國
瑞士資訊swissinfo.ch ：您憑藉在210張有效選票中獲得203票第二次當選聯邦主席，這是四十年來的最高紀錄。您如此受擁戴的訣竅何在？
蓋伊·帕爾莫蘭：我通常會說，這個問題應由那些把票投給我的議員來回答。不過仔細想來，我認為這與我所負責的部門結構不無關係：我們部門涵蓋農業、教育、科學研究、經濟以及工會組織。這讓我差不多與議會的所有委員會都有接觸。因此，許多議員都很了解我，也清楚我的行事風格。
您首次擔任聯邦主席是在2021年，當時正值新冠疫情。想必您在這一年也是一刻不敢懈怠，請問您從中汲取了哪些經驗教訓，可以作為第二個任期的前車之鑑？
新冠疫情完全令我們猝不及防。因此，我學到的一點是：一切都要未雨綢繆。我常說，我正在經歷第五場危機：新冠疫情之後是俄烏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能源供應危機，緊接著是瑞信危機，而現在則是對美關稅事宜。對瑞士乃至全世界而言，最理想的情況是局勢穩定下來讓全球經濟重啟，同時使我們的企業能夠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開展出口。
在與美國就關稅協議的談判中，我們發現企業與政府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合作。這是否顯示瑞士外交不夠強勢？
不，我並不覺得。在我們國家，人們已然忘記了公部門與私部門應當攜手合作。經濟創造的財政收入為我們的社保體系和教育體系提供資金支持。必須讓經濟與政治、與政府重新契合。倘若經濟運作良好，聯邦、各州以及各市鎮就能夠各司其職。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但我必須澄清一點：參與談判的是聯邦政府，而非私部門。
目前，談判唯一的成果是一份不具約束力的意向聲明，隨時都有可能被取消。您是否擔心川普總統會改變主意？
在政治上，從來都不能百分之百打包票。但瑞士一旦做出承諾，就會信守諾言。我們希望將這份聲明轉化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而美方也有同樣的意願。我之前向美國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Jamieson Greer)保證加快一系列進程，包括：起草授權草案，徵詢議會各委員會和各州的意見。這些工作業已完成，我們已準備好在此基礎上與美方展開談判。私部門的投資將會隨之而來– 製藥業已經予以確認。其他國家也曾做出這樣或那樣的承諾，而美國卻發現承諾並未兌現。
有媒體將美國與九家藥廠達成的協議比喻為銀行保密製度的終結，認為瑞士在美國壓力下做出了重大讓步。您認同這項分析嗎？
我並不認同，兩者不可混為一談。媒體所指的協議是由私部門與美國達成的，涉及八個國家，瑞士只是其中之一。就我們而言，我們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來制定策略，目的是堅實瑞士製藥產業。如果我們希望將部分製藥產業留在國內，就必須改善大環境。各大企業正向其主要市場靠攏，即美國、中國，未來或許還有印度。我們無法力挽狂瀾，但可以把研發業務和部分就業機會留在本國。我們考慮的重點將是如何創造有利環境吸引創新投資，同時避免醫療成本失控。
瑞士在與美國的談判中做出了不少讓步，在與歐盟談判時卻顯得步步為營。而歐盟才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瑞士面對歐洲所展現的防備是否合理？
我不認為我們對美國的讓步更多。瑞士始終是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進行談判。我們有三大主要夥伴：歐盟、美國和中國，三者互為補充。此外，我們還必須實現多元化。這正是多邊主義危機帶來的重要啟示：廣結夥伴。正因如此，我們也與印度等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但美國必須名列其中。我們別無選擇，必須捍衛自身利益。
在您首次擔任聯邦主席期間，您的一項任務就是終結與歐盟的框架協議。2026年，您將前往布魯塞爾與歐盟簽署新的整批協議，而這與您所在黨派的意願背道而馳。您將如何應對這項挑戰？
這個界線我分得很清楚：做決定的是聯邦委員會，而政黨起的是其他角色。 2021年，我向歐盟闡述了聯邦政府的立場，解釋了為何框架協議對瑞士而言不夠理想。這一次，聯邦委員會認為新的一攬子協議是平衡的，可以簽署。恰好將由我代表政府傳達這一立場。接下來將進入議會審議程序，最後交由全民公投決定。
如果這些協議在全民投票中被否決，會怎麼樣？
我不能未卜先知。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就要看歐盟如何反應了，這是瑞士民眾否決了這些協議，不是議會，也不是聯邦委員會。
您所在政黨提出的「瑞士人口不要成長到1000萬！」的公民動議可能會破壞新的對歐協議。您將不得不做出反對姿態，這也會讓您與您所在黨派橫生嫌隙。對此您是否有所顧慮？
我們先進行了內部討論，之後才做出了決定。在這個問題上，聯邦委員會認為該動議會為經濟帶來重大風險。因此，我們將予以反對，並向民眾解釋個中風險。如果該動議獲得通過，就勢必要落地，但我不做政治假設。
移民是瑞士經濟的重要動力。您認為對瑞士而言，可以承受的移民規模是多少？
這個問題不該這樣提。民眾真正擔憂的是移民人口持續成長所帶來的基礎建設成本上升和設施飽和的問題。但瑞士一向奉行以經濟需求為導向的移民政策，這項原則將會持續下去。是否在某些方面已達承載力上限？想必民眾也會有所體會。這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瑞士人口不要成長到1000萬！」這項動議將為我們的經濟和福祉帶來極大隱患。
全球政治節奏不斷加快，瑞士仍保持自身步調。這是優勢還是劣勢？
聯邦制確保了親民，這是大家都珍惜的。但這一體化的確會讓決策過程變緩，使我們在競爭中喪失先機。不過話說回來，這種「慢節奏」也讓我們有時間觀察他國，以避免犯下同樣的錯誤。
瑞郎走勢強勁。這會讓您這個經濟部長偷樂嗎？
所幸貨幣政策是由瑞士央行-即瑞士國家銀行-負責制定的。瑞郎走強反映了國際社會對我們的經濟及機構的信任，但對出口型產業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不利因素。
在當選聯邦委員、擔任國家最高領導職務之前，您曾從事農業。您的第一份職業給您留下了什麼？
不是我說大話，我很能理解這一行業所面臨的問題。人們往往忘記農業是我們糧食安全的保障：一旦邊境關閉，我們可能只能隔天才吃得一餐。然而，這一行業卻承受多重壓力：既要保護自然環境，又要保障生產，還要應付消費者自相矛盾的訴求。人人都希望獲得健康、高品質的產品，卻不願意為此付出相對應的價格。而一些主張環保的人，卻開車去邊境另一側購買更便宜的商品，而不願步行到村裡的雜貨店。
您會為自己擔任聯邦主席的這一年定下怎樣的基調？
我沒有定口號。我看到太多同僚宣布了一個口號，卻因為一個危機或突發事件不得不更改。我最希望做到的是調和經濟與政治，並讓民眾了解：即便世界發生了變化，我們依然可以對自己充滿信心，瑞士也有這個底氣。更重要的是，走近民眾，傾聽他們的關切，並向他們說明我們正在採取的行動。
從明年一月起，您就將主持聯邦委員會的各項會議。您為此做了哪些準備？
我的優勢在於，我已經有過一年的主席經驗，而且是在新冠疫情那種極其艱難的背景之下。當時常常沒完沒了地開會。為了準備這些會議，我要打電話給同事，有時甚至會講到半夜。那種壓力是不可想像的。如今，整個系統運作得更順暢了。從我們即將公佈的數據可以發現：我們回應的議會質詢多了，為此耗費的工作時間卻少了。我們已經大大提高了效率，儘管未來的挑戰依然不少，我希望至少這種勢頭能夠持續下去。
蓋伊·帕爾莫蘭自2015年起擔任聯邦委員。他最初主管國防部，2019年起擔任聯邦經濟、教育與科學研究部部長。他曾在2021年新冠疫情最嚴峻時期擔任瑞士聯邦主席。
他於1959年出生於沃州(Vaud)布爾桑(Bursins)的一個農民家庭，家裡也從事葡萄種植。他在完成農業學徒培訓後獲得了聯邦葡萄栽培資格證書，並接手家族莊園。2003年，他以瑞士人民黨(UDC/SVP，保守右翼)成員進入國民院。在國際上，他因於2021年在日內瓦組織了拜登–普丁峰會而備受矚目。
蓋伊·帕爾莫蘭以直率風格著稱，善於玩幽默感與親和力。這位每天清晨5點半就開始工作的經濟部長，也是聯邦委員中最早起的一位。他的家庭生活低調，與妻子、侄輩以及九十多歲的老父親共同生活。
瑞士實行聯邦制，治理結構分為聯邦、州、市鎮三級。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使人民在所有政治層面上都擁有直接參與決策的權利。參與和行動自由對於一個具有地理、文化和語言多樣性的國家至關重要。伯爾尼履行瑞士首都的職能，但在法律上只是「聯邦之城」。
瑞士實行直接民主制度。瑞士人除了擁有民主國家普遍實行的選舉權之外，還有權就實體問題進行投票表決。瑞士最高行政機構是聯邦委員會，由七名聯邦委員組成，實施集體決策。聯邦委員由聯邦議會兩院聯合大會選舉產生。
瑞士立法機構聯邦議會由兩院組成：國民院代表「國民」，議員席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聯邦院代表「州」，席位分配通常每州固定兩席(半州一席)。聯邦議會議員分屬不同黨派，每個黨派在議會中都有自己的立場。
(編輯：Balz Rigendinger，編譯自法文：瑞士資訊中文部/gj，繁體校對：盧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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