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的民主化何能成為高負債日本的典範？

2025年的日本選舉財政問題是重中之重 EPA/FRANCK ROBICHON

一位日本的金融專家發現，瑞士的直接民主在財政預算和稅收方面起到了積極影響，這或許能為日本平衡預算、贏得政治信任提供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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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舉中許多人最關心的莫過於稅務和政府支出問題。2025年的日本大選也概莫能外，同樣以財政話題為核心：增值稅、免費教育、更高的國防開支等。7月20日不少選民正是基於這些議題選擇了政黨。然而他們並無把握自己的選票能否真正影響日本的財政政策。

公共財政的一項基本原則是：應透過民主的方式來決定財政事務。在日本這樣的代議制民主國家，議會代表民眾履行這項職責。

那麼議會能不能代表大多數公民來制定財政政策呢？茨城大學的金融學家Yuta Kakegai指出，日本是世界上政府負債率最高的國家，「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民眾輿論更強烈地要求削減預算和減少債務」。那麼換句話說就是：民眾輿論支持減少債務，而國家卻仍在製造債務。所以說民意與實際預算之間有差距。

這樣的差異緣何而來？圍繞著這個問題，Kakegai在其新作《財政民主的視野：瑞士的自治、多樣性與直接民主》(The Horizo​​​​n of Fiscal Democracy: Autonomy, Diversity and Direct Democracy in Switzerland)一書中，探討了要實現財政民主所需的條件。

日本金融學家Yuta Kakegai與他關於瑞士財政民主的著作 zVg

Kakegai認為，如果人民不能對財政事務施加影響，那麼這樣的民主就是「不完整的民主」。「如果人們想在現實經濟中也貫徹民主的基本原則，而不僅僅是戴個帽子，那麼財政民主就必不可少，」他表示。正如其作品的副標題所展示的，這位金融學家相信瑞士是這方面的典範：瑞士掌握著能夠實現財政民主的密碼。

在Kakegai看來，瑞士的實踐顯示：當公共財政受到民主體系監督時，政府支出不會飆升。

2023年瑞士的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9.2%。相較之下，日本的債務率超過其國內生產毛額的200%，在控制債務方面瑞士確實堪稱典範。在經濟學中，債務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債務(以每年的流通量為單位)與其GDP之間的比率。

1990年代初瑞士在房地產泡沫破裂後也曾出現財政赤字。但90年代中期瑞士實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Kakegai在其書中也進行了分析。這其中包括將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引入債務上限機制以及製定赤字削減目標等。這些措施讓瑞士重新實現了財政盈餘。

Kakegai指出，起初有人提出以“小政府” 為目標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但這些激進提案卻在多次公投中被大多數人修正；與此同時，公眾對於提高賦稅和財政紀律的認識也在不斷加深。

「在瑞士無論是全國性還是地方性公投，都會向每家每戶發放小冊子，用於詳細解釋財政信息，」Kakegai強調。他認為，這種日積月累的努力對於民眾理解財政事務扮演了重要角色。

「並非是民主引發了債務危機，而是當民主淪為空架子時才會如此，」Kakegai對此深信不疑。

瑞士的財政民主

為什麼瑞士就沒有把民主「架空」呢？Kakegai在其書中解釋道：要建立財政民主必不可少的是“參與”和“商議”，瑞士在這兩方面都表現得尤為出色。

瑞士透過定期舉行全民公投(就公民動議或複決議題投票)讓人民「參與」財政的管控，堪稱典範。所有擁有投票權的瑞士公民都可以發起公民動議或公民複決，前提是收集到一定數量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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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kegai認為，瑞士民眾對於財政事務參與度最高的是在地方層級。在瑞士1650多個市鎮中，由所有選民參加的市鎮大會決定當地的稅收和預算。有些市鎮如阿勞市(Aarau)設有自動觸發機制：一旦預算增幅超過特定界限，就必須舉行公投。而在日本，議員不會為市鎮的民意所左右。

然而公投中簡單多數票的決議未必能反映少數群體的意願。因此像Kakegai這樣的金融專家認為，不光“參與”對於民主監督來說至關重要，“協商”-也就是說討論與顧問諮詢-也同樣重要。在Kakegai看來，瑞士立法程序中的諮詢環節(Consultation procedure)便是“協商”的典型體現：聯邦委員會在將法律草案提交議會前，會先聽取各州、市鎮、政黨及相關利益組織的意見。

日本雖然也有參與和協商的機制，如請願、提案和“公眾意見徵集外部链接”，但Kakegai認為這些並未真正發揮作用。在地方層面民眾固然可以提議舉行公投，但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政府手上。此外，投票結果並不具備約束力。「日本也應引入那種收集到一定數量的簽名，就可以啟動投票的機制，」Kakegai認為。

參與和協商的局限性

然而即便尊重民意也未必總能帶來理想的財政狀況，瑞士的參與和協商機制也同樣存在著實際應用上的局限性，Kakegai補充說：冗長且繁複的流程屢屢在地方政治上引發問題。例如，奧爾滕市(Olten)曾針對市議會通過的增稅方案舉行複決，這導致2019年該市的預算直接被凍結。

Kakegai認為，有時「少數群體的反對意見」也能發揮作用，例如當某一地區或州推行激進政策時。例如2005年上瓦爾登州曾計劃為富人引入遞減稅制。當該稅法獲得大多數上瓦爾登州居民投票支持後，原勞動黨(共產主義)政治家Josef Zysiadis毅然將居住地從瑞士西部(法語區)遷往該州(德語區)，引發媒體普遍關注。隨後Zysiadis與上瓦爾登州的居民同時向聯邦法院提起針對該法的上訴。雖然法院未受理他的上訴，但聯邦法院認可了上瓦爾登州公民的申訴請求，該稅法隨後被廢除。

「如果民主僅僅被當作溝通對話的途徑，只為了統一認識，那麼異見就會被排除在外。即便反對的聲音並沒有按照合法的方式提出，抗議、公民社會的活動仍然是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Kakegai說。瑞士有「一種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文化」，而這正是實現違憲申訴的基礎。

「在日本人們往往看起來不願意參加任何示威活動，又或覺得這麼做毫無意義，」Kakegai說。

對政治的顯著影響

許多瑞士人都有這樣一種感覺：其政治體係可以讓他們對本國的政治施加影響。 2023年最新的歐洲社會調查顯示，瑞士在這方面名列28個歐洲國家之榜首，僅1/10的瑞士公民認為自己完全無法影響本國政治。

(編輯：Benjamin von Wyl/編譯自德文：宋婷/gj，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