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重启核电投票意味着什么
8月底台湾将就不久前被关闭的核电站是否应继续服役进行全民投票。这类与核能有关的投票往往涉及长期决策，也是一种对长期风险的预测；在台湾，人们还要考虑到来自中国大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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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台湾已圆满完成去核能的任务，就在几周前，台湾岛已关闭了它的最后一个核电厂。就此由民进党(民主前进党，DPP)执政的中左翼政府已完成其于2016年宣布的“2025无核家园”目标。
然而不久后，台湾民众又将就马鞍山核电站二号机组的重启进行公投，这又是怎么回事？
外部内容
苏黎世大学“中国-台湾关系”课题组组长Simona Grano说：“在台湾的历史上核能一直是一项重要议题，也是公投的焦点。”核能问题长期被台湾的各政治派别当作抓手。
用公投作直接民主的还击
这次的核电站投票也是反对党国民党试图用直接民主反击的一种方式。因为与该投票同时进行的，还有大量民进党主导的“罢免”(Recall)投票-这是一种可以罢免立法委员的工具。
虽然在议会中国民党与另一反对党-民众党共同占据多数席位，但这一地位曾陷入危机，因为许多反对党成员都面临着罢免投票。而罢免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与中国走得太近。
作为反击，国民党于今春提出了4项公投议题，其中一项与死刑有关。但选举委员会只批准了一项关于重启核电站的公投。
国民党在 7 月底的“罢免战”中获胜，而与核电站有关的投票也即将进行。如今政府陷入了被动局面。
核能：进步的承诺-亦是国民党独裁的象征
台湾的核问题与其民主化进程交相呼应。在台湾民主化之前，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将核能视为一种进步的手段，可以让台湾成为实力强劲的经济体。
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时期，反对派以环保及核能议题为剑，采用的是“不直接攻击国民党，转而针对其政治项目”的策略，Grano说。
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中持续存在。正如Simona Grano在《台湾的环境治理》一书中写道：“此前被压制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反对者(…)选择了反核议题”来批评国家。
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露事件发生后，台湾民众对于核能的批评态度更甚。
此外第4座核电站的修建还伴有腐败丑闻。2013年3月，20 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停止施工。
若中国实施封锁，台湾该怎么办？
当时民进党是最大的反对党。该党自2016年执政以来，一直致力于在2025年前逐步淘汰核电。尽管2018年大多数台湾人在全民公投中决定从法律中删除废除核电的条款，但这并未改变该计划的实施。
不过在Grano看来，如今民进党的反核立场也不那么强硬了。她说：“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使台湾政府更加务实，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减弱。”
化石燃料在台湾的电力供应中占主导地位，2022年台湾80%的电力来自煤炭和天然气，这些原材料全靠进口。Grano指出，对台湾来说依赖进口很危险，“天然气要进口，所有东西都要进口。如果中国实施封锁，那么台湾的自给自足将面临巨大问题。”
“台湾的煤炭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还有俄罗斯。近年来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紧张，中国不承认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并凭借“一个中国”的政策阻止其他国家承认。《外交家》上的一篇评论文章甚至认为，台湾的核能退出政策是在“自造阿喀琉斯之踵”，因为一旦台湾被袭，核电站是中国唯一不敢攻击的能源目标。
此外还有经济层面的问题：台湾是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基地之一，其生产属能源密集型，而最近却经常陷入停电困局。
因此Grano认为，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会投票支持自1985年起便开始运营的马鞍山核电站2号机组继续服役。
前代表认为：台湾公投更多的是议程设定而非政策制定
黄伟峰是一位政治学家，直至2025年7月底一直担任台湾驻瑞士的外交代表。当谈及瑞士的Beznau核电站自1969年起便持续运营时，黄伟峰强调说：台湾的风暴和地震风险远高于瑞士。(由于Beznau核电站自人类首次登月那年便开始运行，其安全性即使在中欧也并非毫无争议。因为它靠近边境，甚至在德国也出现了针对Beznau的抗议活动)。
黄先生还表示，台湾公投实际的政治决策性并不强，“通过公投进行设定议程，这远比政治提案本身更为重要，”他指出：过去公投总安排与选举同时举行，这使得政客们把公投当作动员工具，“与瑞士公投总聚焦议题本身不同，”黄教授说。如今情况有所改变：2019年的一项法律禁止选举与投票同时进行。尽管如此这一传统仍影响深远。
事实上瑞士的公投也具备议程设定的作用。虽然大多数的公民动议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将议题推上政治舞台，从而施加了压力。公投可以用来阻止决策的实施，让政党提出相应的政策，还可以让他们借机宣传自己的理念。不过与瑞士不同，台湾的民主相对年轻，直接民主的实践尚未形成长期传统。
瑞士的直接民主与能源政策
台湾公投议题刚一公布，瑞士的核能倡导者便开始游说起来。在福岛核事故后瑞士联邦委员会(瑞士政府)原则上决定淘汰核能，并自2017年起禁止新建核电站。但不久前瑞士政府试图为该禁令解禁，以摆脱向可更新能源转型时可能要面对的瓶颈问题。
7月初瑞士自然科学院(简称：SCNAT)的一份报告显示，这并非一蹴而就的方案：由于必要的政治程序，新的核电站很难在2050年前投入使用。
”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时，瑞士的直接民主“与其说是加速器，倒不如说是障碍。”参与自然科学院上述报告撰写的政治学家Stadelmann-Steffen表示。例如在新建核电站的问题上就是如此。虽然民众通过了旨在解除新建核电站禁令的动议(Blackout Stoppen)，但直到实际建成新的核电站，瑞士公民还需要作出一项又一项的重要决定，而目前仅迈出了第一步。
在Stadelmann-Steffen看来，联邦委员会曾就解除新建核电站禁令的动议提出了“反建议”，这一举动意味着政治风向已发生转变。但到目前为止这“并未让公众认可核电”，始终有“大约一半的瑞士人支持核能，一半反对”。
Stadelmann-Steffen认为，瑞士人对核能的看法与信任有关：“人们是否愿意承担核反应堆事故的小风险，以及后续对环境可能造成的伤害，还是这种风险过大？社会又能否妥善处理核废料？”
在台湾这类信任问题又与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能源进口能否确保？在民进党罢免投票失败后，反对派这一次的直接民主反击或将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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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Balz Rigendinger，编译自德语：宋婷/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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