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公开一份爆炸性调查报告:中国在瑞士对藏族和维吾尔族人施压

瑞士政府2月12日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对生活在瑞士的藏族和维吾尔族人采取了施压措施。这份报告会带来什么后果,尚未可知。中国外交部已经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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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这份由政府委托科研机构进行的调查,旨在了解中国流亡群体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中国的监视或恐吓,这在全世界尚属首开先河。
报告由瑞士政府委托巴塞尔大学欧洲研究所进行调查,之后由该学院的中国事务专家拉尔夫·韦伯(Ralph Weber)教授及其团队撰写而成。
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涉及从2000年至今,中国对瑞士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群体基本权利的侵犯,以及系统性施压行为,报告中提及了一些尝试和实际干预行为。
研究所通过他们进行的60次采访及其他形式的调查,报告得出的这样的结论,瑞士的藏族和维吾尔族侨民受到来自中国的监视与威胁,有时甚至是施压,目的是迫使他们返回中国。施压的方式包括:从中国打来的威胁电话;要求他们监视自己团体中的人;或提醒他们关注自己仍然生活在中国的家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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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作者韦伯认为,中国这种跨国施压的后果之一是破坏了流亡社团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并可能导致分裂。“我们注意到,在瑞士的藏人团体中,许多人非常怀疑他们中有人为’中国人’工作。尤其是那些在瑞士居住时间不久的人嫌疑最大 ,因为他们在西藏仍有家人,因此更容易受经受不住这种施压的考验。
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瑞士也有“数十名中国情报人员”,他们将自己伪装成”使领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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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的由来
瑞士一直希望采用独立的对华政策,2021年瑞士出台了首部对华战略,旨在与中国的关系创建 “更高的一致性”,即使“两国间存在价值观的明显差异”。
瑞士之所以进行这项调查还要从2018年瑞士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受威胁民族协会(GfbV)的一份请愿书说起,在这份请愿书中,他们呼吁瑞士提交一份报告,对那些在中国受压迫的群体,在瑞士的基本权利是否受到限制进行调查。因此,国民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让联邦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瑞士藏族和维吾尔族状况的详细报告。
因此瑞士联邦委员会委任巴塞尔大学欧洲研究所进行调研,并发表了这份报告。
中国官方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联邦委员会关于中国正在镇压居住在瑞士的藏族和维吾尔族人的报告,表示这是 “虚假信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坤在2025年2月13日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瑞士政府有义务“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停止向外界发出错误信息。”
据法新社报道,郭嘉坤还表示,这是“就涉藏、涉疆问题进行政治操弄”,与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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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官方的反应
这份报告其实自2024年4月就已完成,但瑞士政府一直在对公布报告犹豫不决,根据瑞士媒体集团Tamedia的调查,瑞士官方未能对于如何对待报告中的”敏感内容”取得一致。对此韦伯表示:”我可以想象,这份报告包含“爆炸性内容”,在政治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
的确,对瑞士来说,现在发表这份报告可谓是错误的时间,因为今年瑞士和中国将庆祝建交75周年;两国还计划续签自由贸易协定。
报告发布后,瑞士联邦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明确谴责了侵犯流亡群体基本权利的行为,并列出了将要采取的措施,例如在庇护程序中对翻译人员的挑选更加谨慎,过去曾有人指控,口译人员中可能有人将信息透露了出去。瑞士联邦、州和市一级的所有部门也应提高警惕,以便更好地识别和应对此类活动。
然而,对于瑞士打算如何针对调查结果来与中国交涉,联邦委员会未作明确答复,只是提到了瑞士自1991年以来一直与中国进行的人权对话。但这一对话常常被讽刺为是一个挡箭牌。韦伯提醒,瑞士应该明确自己的态度,他说:”受影响的群体一再指责,为了经济利益,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正在日益受到限制。我们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对此感到担忧。”

绝非个案
对于发起请愿的那个非政府组织-受威胁民族协会来说,瑞士联邦提出的措施不够具体。在一份新闻稿中,该组织呼吁瑞士对跨国镇压做出明确定义,并制定有效的相关法律;还应设立一个举报和保护中心;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考虑到受影响人群的利益;此外,瑞士政府还必须将案件公开,并随时将相关人员驱逐出境。
瑞士这种情况绝非个别现象,跨国镇压在全球范围内都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加速了这一现象的增长。慕尼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维吾尔族人祖姆雷泰·阿金(Zumretay Arkin)在接受询问时说:”实际上,每一个流亡在外的维吾尔人都受到过中国政府某种形式的镇压。包括:从中国警察打来的电话、试图阻止国际旅行,到拘留、逮捕或带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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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影响
近些年,西藏团体的成员已经感受到来自瑞士官方的压力在增大,这涉及到了他们的基本权利。例如,在瑞士联邦大厦前的示威活动受到限制;或者庇护措施变得越来越苛刻,而受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些政治倾向突出的人。
这份报告还列举了中国向瑞士地方政府施压的案例,至于这些压力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目前还无法做出定论。不过,报告显示,面对恐吓,瑞士地方政府要比国家级别的机构淡定得多。
韦伯认为,将这一调研结果公布与众还远远不够,还要让那些受到影响的人看到行动。比如将这一话题纳入公共辩论中,并公开表达对镇压的抵制。他说:“许多参与调查的人已经厌倦了反复提供信息,却看不到任何后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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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Benjamin von Wyl,编译自德文:杨煦冬/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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