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調解國際爭端的宏願凸顯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分歧
雖然瑞士出席由中國牽頭主導的全球調解機構的啟動儀式為其增添了些許分量與公信，但這一由中國聯同近20個立場相近國家共同發起的倡議，究竟會被視為遏制國際衝突與爭端的突破性成就，還是削弱西方競爭對手影響力的手腕，外界依然存在諸多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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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通讯：瑞士媒体里的中国
中國正雄心勃勃地籌備建立全球首個專門透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然而迄今為止各方的反應，只是凸顯了西方盟友與那些將亞洲這一日益增長的經濟巨頭視為制衡力量的國家之間難以彌合的鴻溝。
中國外交部表示，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85個國家和近20個國際組織的高級別代表約400人出席了5月30日在香港舉行的國際調解院(IOMed)公約簽署儀式，這也標誌著該機構的正式啟動。其中，僅有30多個國家現場簽署了《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成為創始成員國。據報道，塞爾維亞和白俄羅斯是唯一簽署該公約的歐洲國家。
外部内容
有些國家視其為機會。應中國邀請出席啟動儀式的瑞士聯邦外交部長伊格納西奧·卡西斯(Ignazio Cassis)在發表演講時對與會代表表示，瑞士對於在穩定的國際秩序下提供「務實解決方案」的倡議持贊成和支持立場。
另一些國家則認為，新成立的國際調解院強調各方自願參與、平等協商，或有助於解決那些法律途徑無法化解的爭端，或能更好地代表那些在國際舞台上仍缺乏話語權的國家。儘管如此，在當前中國與西方關係持續緊張之際，中國能否說服更多國家簽署該公約、加入成員國之列，並打消外界對於由中國主導的全球調解機構試圖取代其地緣政治競爭對手建立的現有仲裁機構的疑慮，這些問題依然懸而未明。
擔心被解讀為與中國結盟
「許多國家可能會希望避免被外界認為偏袒任何一方或在選擇站隊，」日內瓦國際關係及發展高等學院(Geneva Graduate Institute)致力於中國全球治理研究的研究員袁辛雨說表示：「簽署一個由中國牽頭主導的倡議，可能會被解讀為與中國結盟。」
《南華早報》引述新華社報道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於6月27日批准了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並表示但凡中國涉及世界貿易組織項下的爭端，將不予提交至國際調解院尋求調解。
儘管中國官方尚未正式公佈國際調解院創始成員國的完整名單，但總部位於瑞士巴塞爾、致力於減少衝突、推動有效和平建構的瑞士和平基金會(swisspeace)的聯合負責人兼高級調解研究員達娜·蘭道(Dana Landau)稱，截至目前共有33個國家在香港簽署了該公約。
瑞士在以觀察員的身份調解國際爭端方面已擁有逾百年的歷史和經驗。這次它的高調參會無疑為國際調解院的正式啟動增色不少。不過，截止目前，公約簽署國主要來自所謂的「全球南方」-這一概念通常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其國民普遍平均收入較低，其中許多國家曾遭受過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和殖民統治。
瑞士和平基金會的蘭道表示，近年來，瑞士以及其他參與國際爭端調解的國家正面臨著深刻的結構性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地緣政治競爭加劇，國際規則體系及其執行機構在效力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等等。她坦言：「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瑞士的調解工作在許多情況下變得更加困難。」
近年來，瑞士的斡旋調解努力多次遭到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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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和平调解人形象受到挑战
為國家和個人提供調解服務
作為全球首家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國際調解院將根據各方自願原則，為不同國家間的爭議、一國與另一國國民之間的商事或投資爭議提供調解服務。此外，它還將處理經雙方同意提交的因國際商事關係而引起的糾紛。
懷疑論者可能會將這一新機構視為中國政府竭力擴大其勢力範圍、意圖將由西方國家建立的根深蒂固的國際秩序取而代之所採取的策略。在他們看來，中國近年來類似的舉措還包括「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海外投資和貸款，俄烏戰爭期間與俄羅斯的互動接觸，以及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推動人民幣作為美元的替代貨幣。
「國際調解院，標誌著中國作為大國的外交戰略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相繼就中美關係撰寫了多部著作的日本媒體《日經新聞》評論員秋田浩之(Hiroyuki Akita)在6月15日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這樣寫道，「如果中國構建平行世界秩序的努力在未來持續加速，那麼這將進一步加劇全球兩極分化局勢。
香港政府表示，國際調解院將設在一座殖民時期的警察局內，且該機構的地位將與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和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仲裁機構-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平起平坐」。
2016年，常設仲裁法院針對南海仲裁案作出了有利於菲律賓的裁決決定，全面否定了中國長期堅持的「九段線」內對南海海域和島礁擁有的歷史權利，並且幾乎全盤認同了菲律賓方面提出的一應訴求。對此，中國政府明確表示「不參與、不承認、不接受」。中國並未參與仲裁庭，且先前曾聲明，南海爭議因違背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有關適用仲裁程序的限制性規定，侵犯了中國作為公約締約國自主選擇爭端解決方式的權利，因而並不適用於仲裁程序。然而，國際仲裁機構駁回了中方的這項主張。
人權記錄引發擔憂
「中國在侵犯人權、南海問題以及邊界爭端和國際裁決等方面的過往記錄，顯然令外界有些擔憂，」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員、中國外交政策專家孫韻在接受瑞士資訊Swissinfo採訪時表示，「我認為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是國際調解院成立的淵源之一。(這讓中方意識到)在解決國際爭端方面，除了訴訟和仲裁之外，還可以有另一種方式：調解。」
她在6月6日發表於該智庫網站上的分析文章中寫道：「無法保證其他國家會認為國際調解院會秉持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原則。」
中國官員認為，該機構是全球現有調解磋商機構的補充。中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負責國際調解院籌備工作的孫勁在一篇相關論文中表示，國際調解院是「對現有爭端解決機構和方式的有益補充」。
中國對某些國家較友好
日內瓦國際關係及發展高等學院的袁辛雨分析稱，相較於歐洲國家，全球南部國家更願意加入的原因可能在於它們認為中國對其更為友好，而且它們的聲音在現有國際調解和仲裁機構中未能得到充分表達。
世界銀行旗下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表示，在2022年該中心任命的仲裁員、調解員和「特設委員會成員」中，近三分之二來自西歐或北美地區。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的數據顯示，西歐和北美地區的經濟產值僅佔當年全球經濟產值的不到一半，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約為三分之一。
儘管如此，倘若並未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更廣泛的支持，由中國牽頭主導的國際調解機制未來恐怕很難解決其成立之初所揭示的地緣政治分歧。
「如果事實證明國際調解院憑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法律基礎，能夠有效調解國際爭端和跨國商事糾紛，那麼它將成為現有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強有力的競爭者，」孫韻在刊登於布魯金斯學會的分析文章中寫道，「但結果如何，目前還尚無定論。」
(編輯：Tony Barrett/ac，編譯自英文：張櫻/xy，繁體校對：盧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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