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儿病”到全球议题：罕见病迎来政策拐点

2017年11月29日，巴塞罗那圣胡安德迪乌儿童医院，年轻的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延斯(Jens)正进行外骨骼装置的适配治疗。他只是全球3亿名罕见病患者中的一员。 2017 Anadolu Agency

在全球最大规模的卫生会议上，数百万罕见病患者的需求终于被正式确认为优先事项。如今，患者们期盼这一进展能推动制药企业和各国卫生主管部门改善诊断和治疗的可及性，让更多人早发现、早治疗、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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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下旬，近20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共同绘制未来全球卫生事业的路线图。与会各国首次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制定针对罕见病的“全面行动计划”。目前已知的罕见病超过7’000种，其中不乏较为“常见的罕见病”，如影响肺部功能的遗传性疾病“囊性纤维化”，以及遗传性血液病“镰状细胞病”。尽管这些疾病单独来看大多较为罕见，但它们合计影响了全球超过3亿人。

该决议首次将罕见病列为全球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受到患者群体、家属以及卫生系统的热烈欢迎。长期以来，这些群体饱受诊断时间漫长、治疗费用高企、社会认知不足和支持体系缺失之苦。

“此前罕见病领域没有任何行动计划或全球战略，”患者联盟“罕见病国际”(RDI)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德拉·亨伯·佩里(Alexandra Heumber Perry)对瑞士资讯swissinfo.ch表示。“该决议是一个历史性里程碑。”

该决议敦促世界卫生组织(WHO)成员国制定国家罕见病健康计划，内容包括提升诊断水平、提供可负担的治疗，以及出台更多支持研究和创新的政策。同时，决议还要求世卫组织制定一个为期十年的全球罕见病行动计划。根据定义，罕见病是指每2000人中不超过1人患有的疾病，约占全球人口的7%。

不过，健康公平倡导者对此次通过的文本提出批评，认为其中并未对制药企业施加足够压力，无法有效推动降价和扩大药品可及性。尽管如此，他们仍对将罕见病患者权益纳入全球卫生议程的决定表示欢迎。

要么无药可用，要么价格高昂

该决议出台之际，正值社会各界对罕见病救命药物可及性愈发担忧，其中约有70%的罕见病属于遗传性疾病。

药物研发往往需要长达数十年的研发投入与临床验证，制药公司通常依赖销售来收回成本。然而，由于每种罕见疾病的患者数量有限，这类药物难以形成规模化市场，导致制药公司对研发此类药物缺乏动力。

1983年，美国出台《孤儿药法案》(Orphan Drug Act)，通过延长专利期等激励手段，推动了罕见病药物的研发投入。

1983年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仅批准了38种孤儿药。而自那以后，已有超过550种针对罕见病(定义为影响不到20万美国人的疾病)的药物获批，覆盖1’100多种适应症。健康数据公司艾昆纬(IQVIA)的统计显示，孤儿药在2024年新上市药物中的占比达到72%，而2019年这一比例还只有51%。

尽管获批药物数量不断增加，但仍有约95%的罕见病至今仍无对症治疗手段，患者只能依赖物理治疗等仅能缓解症状的健康干预措施。

弗朗索瓦·拉米(François Lamy)是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一种导致肌肉功能逐渐丧失的遗传病)患者的父亲，同时担任法国患者组织AFM-Téléthon的副主席。该组织致力于寻找罕见遗传病的治愈方法，并在基因疗法的早期研究资助中发挥重要作用。基因疗法可通过修改人体DNA来治疗疾病。

拉米表示，尽管已有一些激励政策，但要吸引制药公司研发针对某些罕见疾病的药物，依旧困难重重——有的病种在全球范围内，患者甚至仅有10人。

“我们做了大量早期研发，希望能帮企业降低门槛、节约成本，但即便如此，想找到愿意合作研发并上市这些药物的制药公司，依然十分困难，”拉米在RDI主办的一场活动期间接受瑞士资讯采访时说道。这导致很多可能改变患者命运的研究成果，至今走不出学术实验室。

对于那些已有治疗手段的罕见病，其费用往往高得惊人。最新的例子是基因疗法Lenmeldy，该疗法用于治疗一种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罕见遗传病。该疗法由Orchard Therapeutics于去年推出，单次治疗费用高达4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005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制药公司辩称，这些药物的价格反映了疗法本身所带来的患者获益，以及通过缩短住院时间为医疗体系节省的成本。然而，对于低收入国家的患者而言，这样的价格可谓遥不可及。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医疗支出本就非常有限，而且大多数国家缺乏报销机制，患者只能自掏腰包、负担沉重，绝大多数患者根本无力承担药费。”印度第三世界网络(Third World Network)的科学与法律顾问切塔利·拉奥(Chetali Rao)在由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主办的世界卫生大会边会活动中如是说。

以印度为例，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是一种会导致致命性肌肉萎缩的遗传病，目前唯一获批的治疗药物是瑞士罗氏公司生产的Ridisplam(商品名Evrysdi)。据媒体报道，该药在印度的年治疗费用高达17.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5万元)。

尽管这一药物已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获批，并被用于治疗约1.6万名患者，但在印度，真正用上该药的患者却只有约165人。印度每年约有3’200名新生儿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这意味着仅有少数患者能获得治疗。

目前，一家仿制药厂商和两位患者正在通过法律途径挑战罗氏公司的专利保护，希望推动其放宽限制，从而允许其他企业推出更低价版本。罗氏公司一位发言人向瑞士资讯表示，公司致力于实现“可持续药物获取”，并已向印度政府提出了一项“定制化解决方案”，试图缓解定价争议。

挑战不止药物可及问题

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罕见病患者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药物可及问题。患者平均需要4至6年时间才能确诊，期间患者往往辗转于不同专家之间、四处求医，只为寻得一个明确的答案。

据估计，约有40%的患者至今从未获得正式诊断。许多国家未强制要求对新生儿进行罕见病筛查，而在资源匮乏的地区，无法通过先进的基因测序技术以识别基因突变。

这一现状也导致全球患者人数存在严重低估。同时，许多国家还面临专科医生短缺问题，包括语言治疗师和遗传咨询师。

“获得药物固然重要，但还需要其他许多支持，例如为患者的照护者提供支持。”马来西亚27岁的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米扎·马尔斯亚·罗斯兰(Miza Marsya Roslan)说道。她现任马来西亚脊髓性肌萎缩症协会副秘书长。

各国在制定国家层面的罕见病应对计划方面进展不一。有的国家连基本的疾病追踪数据库都尚未建立，有的国家则已能覆盖部分治疗费用。但好消息是，公共政策正逐步跟进。

马来西亚卫生部长曾在RDI主办的一场活动中发表演讲。该国早在2018年就出台了罕见病政策框架，并于2021年发布了孤儿药使用指南。

西班牙则与埃及一道，将罕见病议题推上国际议程。西班牙自2009年起便已实施国家罕见病政策。

瑞士直到2014年才正式出台国家罕见病政策，明确提出提升诊断与治疗可及性等目标。据估算，瑞士罕见病患者人数已超过50万，甚至高于糖尿病患者人数。

罗斯兰希望世卫组织的决议能促使更多国家更加重视罕见病及患者需求。“我们真的希望通过这项决议，实现公平，让年轻患者能够真正融入社会，”她对瑞士资讯表示，“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

尽管制定全球行动计划至关重要，且健康公平倡导者希望这能提升对药价和可及性问题的关注，但这项决议不具约束力，其实施将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意愿。

“仅靠一纸决议，改变不了现实生活。”埃及公共卫生项目助理部长穆罕默德·哈桑尼(Mohamed Hassany)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将其转化为国家议程。”

中国罕见病药物的可及性分析

中国目前已上市的罕见病治疗药物覆盖面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庞大的患者群体。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罕见病患者总数约为1,680万，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低估值。根据中国14亿人口测算，实际患者可能超过2,000万，且随着诊断体系完善，这一数字仍在上升。

价格问题依然是制约药物可及性的“拦路虎”。以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SMA)的Spinraza为例，初始年治疗费用高达人民币70万元，虽然已在中国进入医保，谈判后其价格从每支约697’000元降至33’000元，降幅达95%；但因地方医保执行差异，患者年花费仍高达数十万元，部分家庭仍难以承受。

在药品引进方面，中国仍存在明显滞后。许多在欧美已获批的罕见病药物，因审批流程复杂、市场容量有限等原因，尚未在中国上市。

另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诊断可及性”不足。中国罕见病联盟的调研数据显示，15.5%的罕见病患者需要经历1至4年确诊，5%的患者需要经历5至20年确诊，42%的患者经历过误诊，平均确诊时间为4.26年。

(编辑：Virginie Mangin/ds，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