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和美国曾是一对姊妹共和国
曾经，瑞士和美国被称为一对姊妹共和国，前不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前驻瑞大使再次提及了这个称谓，的确，这两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相互影响着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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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结束后，成千上万的瑞士人曾与美国一起欢庆美国联邦的胜利。1865年，两万名瑞士人签名表达对林肯逝世的深切哀悼。
在当时那个时代，公民树立自我形象仍处于萌芽阶段，签署请愿书也不像今天这样容易，所以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阿尔高州政府向 “大洋彼岸伟大的姐妹共和国”表达了声援。这在今天看来有点自不量力：一个是拥有数亿国民的世界强国，另一个是小国瑞士的一个州。但美国方面也回应了这种兄弟情谊。1865年，美国特使乔治·福格(George Fogg)写信给瑞士联邦委员会表示，瑞士政府和人民在“与一个更大的姐妹共和国缔结友谊”方面从未犹豫过。
两国曾一度确实将彼此视为姐妹共和国，而且持续了几个世纪。199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詹姆斯·赫森(James H. Hutson)总结说：“从1776年起，两国的政治发展就一直并驾齐驱，在历史转折点上，一个国家经常用另一个国家的宪法当作典范”。
美国独立宣言中的瑞士声调？
赫森还发现，就连”美国政治词汇中最重要的句子“中也可能带有“瑞士声调”。17世纪70年代中期，当瑞士还是一个邦联体的时候，北美13个殖民地正在与英国殖民势力作战，美国的一些开国元勋，特别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非常热衷于日内瓦的一位哲学家让·雅克·布拉马奎的思想。
然而谁又是布拉马奎？即使在今天的瑞士，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这位哲学家在18 世纪曾风靡全球。一些历史学家，包括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莫顿·怀特(Morton G. White)都认为，布拉马奎的著作甚至影响了美国《独立宣言》的序言。这就是《独立宣言》中最重要句子中的“瑞士声音：”我们确信这样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生命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苏格兰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也以类似的方式列举了这些权利。但重要的差别是，洛克说的是”生命、自由和财产“。而“追求幸福的权力”被洛克写在了其他地方。
追求幸福是一项自然权利
布拉马奎是首位将”追求幸福“视为一项自然权利的人，他认为几乎一切都源于这项权利。布拉马奎将这一权利与自卫权力联系在一起： 他说，如果有人以敌人的面目出现，那么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幸福，人们可以拿起武器自卫。
这也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那些开国元勋们的思想。而现在的美国依然存在这样的认识，从布拉拉马奎到他的学生埃默·德·瓦泰尔(Emer de Vattel)，再到当今的那些仍将携带武器的权利视为其身份一部分的美国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追求幸福的权力真的来自瑞士吗？
约翰·洛克对《独立宣言》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独立宣言》的作者们还大量借鉴了不同作者的作品也是不争的事实。让·雅克·布拉马奎的著作在18世纪非常流行，这让更多人了解到了洛克的思想。然而，布拉马奎进一步开拓了自然法的思想。虽然“追求幸福”这一概念也出现在洛克的著作中，但布拉马奎将幸福置于中心位置，并将其理解为每个人的自然权利。
莫顿·怀特是首位尝试用间接的证据推导出布拉马奎对《独立宣言》产生了影响的现代历史学家。怀特根据托马斯·杰斐逊的宣言草稿来证明《独立宣言》与布拉马奎的联系。
没有像瑞士那样的联邦
在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制宪过程中，美国历史上那些伟人们讨论了建立“海尔维蒂亚联盟”(Helvetischen Konföderation，拉丁语：瑞士)的构想。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1787年的建国演讲中说：“瑞士人几乎没有形成任何统一体，而且不止一次地相互交战”。 当时，瑞士是一个邦联体-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共和国。
直到半个世纪后，瑞士才永久性地成为一个联邦国家，一个共和制国家。对于支持瑞士共和制的人来说，美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国，直到1847年的独立联邦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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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瑞士人这么信任他们的政府？
1848 年元旦，哲学家伊格纳茨·保罗·特罗克斯勒(Ignaz Paul Troxler)发表了《北美合众国宪法作为瑞士联邦改革的典范》一文。在《瑞士历史词典》中，特罗克斯勒因此被称为”瑞士联邦国的理想助产士”。
联邦制和两院制
国民院和联邦院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复制品。除了赋予人口较少的州以较强发言权的议会两院制外，瑞士还实行中央集权国家与州相结合的制度。各州可以自行决定许多事务。美国宪法在基本权利、人权以及分权方面堪称典范。
然而在1848年，瑞士在许多方面做出了改变：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由议会议员选出。与美国最高法院不同的是，瑞士法院不是宪法法院。瑞士联邦委员会由七名成员组成，这也与美国的总统制完全不同。
美国内战前后的紧密关系达到顶峰
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时，这两个”姊妹共和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紧密程度达到了巅峰。内战中期，约翰·瓦茨·德·佩斯特(John Watts de Peyster)在佛蒙特州历史学会做了一次激昂的演讲，演讲中，他将瑞士独立邦联战争与美国内战做了比较。
这两场冲突都是为了对抗反”自由进步和自由潮流“的倒退势力。正如独立联邦战争加强了瑞士的实力一样，美国联邦的胜利也将建立一个更符合美国命运的政府。瑞士联邦维护了欧洲的自由主义精神，是唯一一个值得美国借鉴的国家：”共和国必须向共和国学习！“
“友谊和忠诚的永恒纽带“
当时，瑞士四周都是君主国。瑞士联邦政府、各奉行自由主义的州和国内许多人都对美国联邦怀有深厚的感情，林肯逝世时的两万份致悼信也表达了这种感情。
1865年，《阿尔高新闻》(Aargauer Nachrichten)在谈到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时写道，现在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瑞士难道不应该首先站起来与朋友握手吗？”该报继续写道，如果美国这个姐妹共和国“用爱握住小瑞士的手”，这将是缔结”永恒、牢固的友谊和忠诚“的开端。
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无论在外交领域还是在官方机构中，都发生了变化。随着1919年比例代表制在瑞士的推行，议会中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参与进瑞士政府的党派越多，政府就更多地在内部奉行妥协一致和平衡的政策。而在美国，每次新当选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都会推翻前任总统所做的一切。
早在19世纪，美国就不是中立国，但至少对欧洲奉行不干涉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与自1815年以来一直秉持中立的瑞士建立了某种联系。从那时起，特别是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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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瑞士的生日礼物
如今，”姊妹共和国”这个称谓已变得十分陌生。但到了2024年，它却重新复活了。特朗普政府的前驻瑞士大使埃德·麦克马伦(Ed McMullen)在接受《周日报》(Sonntagszeitung)采访时又重拾了这个称谓：“已经卸任的和新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非常了解和钦佩瑞士联邦的历史，瑞士是我们的’姐妹共和国’。“
30多年前，詹姆斯·赫森曾深入分析了这两个”姊妹共和国“的共同历史。他的著作后来作为美国送给瑞士的生日礼物：在吕特利宣誓成立联邦700年后，在1991年瑞士的国庆庆典上送给了瑞士。
几年后，瑞士在针对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无信息者”的资产所做的事情和一些金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瑞士在美国的声誉。
自此，美国就不再为其姐妹共和国赠送生日礼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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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无名资产“是令两国渐行渐远的导火索之一，当一个国家已是世界强国，并成为价值观和利益的倡导者时，小国瑞士仍在坚守中立-甚至有时还要用一种不为国际社会所理解的方式来诠释中立。
史料引文摘自乔治·米勒(George Müller)的论文《瑞士公众舆论中的美国分裂战争》(1944 年)和詹姆斯·赫森的著作《姊妹共和国》(1991 年）。
(编辑：David Eugster，编译自德文：杨煦冬/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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