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的癌症治疗费用为何远超他国？

2009年12月8日，一位放射科医生在瑞士伯尔尼的诊所内查看一名女性的乳房X光片。乳房X光检查是早期发现和筛查乳腺癌的一种方法。 Keystone / Gaetan Bally

瑞士在癌症治疗上的人均花销让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相形见绌，但这并不意味着瑞士的癌症病人拥有更高的存活率。这些看似矛盾的悖论在其与瑞典的对比中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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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瑞典健康经济研究所(Swedish Institute for Health Economics)于今年2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英)外部链接，2023年，瑞士人均癌症治疗费用(42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3402元)几近高达瑞典(24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921元)的两倍之多。十年前的情况亦是如此。回溯2015年，瑞士在癌症治疗上的人均花费约为313欧元(298瑞郎，折合人民币约为2505元)，而彼时瑞典仅为142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137元)。

通常来说，在癌症治疗上花费更多的国家的癌症病患，往往会呈现出更好的治疗效果，但报告指出，现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瑞典和瑞士的癌症存活率数值相当，即都在60%左右。而对于罹患某些特定癌症类型的瑞士病人言，五年生存率(译者注：“五年生存率”是个统计学概念，特指某种癌症经过治疗后，生存五年以上的患者所占的比例。该指标往往在临床上被用于反映某种癌症严重程度、进展快慢或凶险程度，即用来评价癌症治疗效果)甚至高于瑞士。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我们深入探究了数据背后的秘密。

重视预防

过去三十年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欧洲各地的癌症病例数量呈现出显著上升之势。尽管得益于多种新疗法和早期筛查技术，很多癌症类型的患者存活率已得到大幅提高，但癌症依然是仅次于心血管疾病造成欧洲大陆人口死亡的第二大病因。

瑞士在癌症治疗方面的支出之所以高于瑞典，部分原因可能应归咎于某些癌症类型的发病率相对更高。根据世卫组织旗下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提供的数据(英)外部链接，在拥有1050万人口的瑞典，所有癌症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每10万人中有310例癌症病例)要略高于拥有900万常住居民人口的瑞士(每10万人中 有292.7例癌症病例)。但反观瑞士，某些癌症类型的发病率较瑞典更高，比如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和肺癌。

某些癌症-譬如皮肤癌-在瑞士发病率较高，可以部分归因于该国境内日光曝晒时间较长，且紫外线强度较大，尤其是在海拔较高的山区。此外，癌症风险也会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有所增加，而瑞士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甚至比瑞典居民还略胜一筹-瑞士为84岁，瑞典则为83岁。

但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作为瑞典健康经济研究所近期发布的报告的合著者之一，出生于奥地利的健康经济学家托马斯·霍夫马谢尔(Thomas Hofmarcher)指出，相较于瑞士，瑞典更加注重(癌症的)预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数据，在所有癌症类型中，30%-50%的癌症病例是完全可以通过减少环境和生活方式中的风险因素来预防的。吸烟是导致全球范围内25%的癌症死亡人数的罪魁，也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

瑞典是欧洲境内居民吸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仅略高于10%。而根据世卫组织提供的数据，瑞士居民中的烟民比例竟高达25%。

“在瑞士，针对烟草消费的相关监管非常宽松，”瑞士癌症联盟(Krebsliga Schweiz，Swiss Cancer League)的政治事务专家马库斯·奥索拉(Markus Ossola)在一份回复给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的电子邮件中介绍称：“(瑞士)烟草价格低廉，针对被动吸烟(译者注：指他人吸烟时，周遭的非吸烟者无意中吸入香烟烟雾的行为)采取的防护性措施很少，而人们能耳濡目染接触到烟草广告的机会却很多。”

瑞士每年有超过3000人死于肺癌，使其成为该国癌症相关死亡病例中最常见的原因。瑞士居民的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外部链接都远高于瑞典。

不仅如此，在人类乳头瘤病毒(HPV)疫苗接种方面，瑞典也领先于瑞士。自大约20年前首次引入人类乳头瘤病毒疫苗迄今，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人数都出现了急剧下降。

瑞典的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曾一度高于瑞士。然而在2021年，瑞典政府启动了一项旨在彻底根除宫颈癌的全国性倡议外部链接，其中就包括HPV疫苗接种的宣传活动。如今，瑞典90%的女孩和87%的男孩已相继接种了HPV疫苗，而在瑞士，女孩和男孩的接种率则分别为71%和61%。

由于接种HPV疫苗的理想年龄(12-14 岁左右)与宫颈癌的发病年龄(通常是在成年后)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因此，HPV疫苗较高接种率的实际效果，恐怕要等到未来几十年后才会显现。

及早发现病例

两国在针对癌症的早期检测和筛查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譬如，瑞典女性在乳腺癌筛查中的参与率在欧盟成员国中属首屈一指。

2020年至2022年期间，瑞典介于50-69岁年龄段的女性接受乳房X光造影检查的比例超过了80%。而反观瑞士，在同年龄段的女性中，全国范围内只有60%的女性定居在设有有组织的常规乳房X光筛查项目的15 个州。然而在其他11个州，此类筛查虽然仍可以自行参与，却并未纳入公共健康项目。

根据2022年公布的数据，瑞典的人均乳腺癌病例数外部链接与瑞士相较略高，但死亡率却与瑞士大致相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两国迥异的医疗体系结构有关。瑞典采用的是公共的单一支付者模式，医疗费用支出主要通过税收来筹措。而瑞士实行的则是私人的多支付者体系。这意味着所有瑞士居民都必须自行购买强制性医疗保险，且保险需要从私营保险公司处购买。

瑞士曾发起过一项国家级癌症计划，但该计划已于2020年到期，直到最近才又开始重启后续方案。新计划将在2026年之前制定完成。迄今为止，缺乏全国统一性乳腺癌筛查计划的欧洲国家可谓屈指可数，而瑞士则是其中之一。

目前，瑞士居民的癌症筛查主要是通过各州自行制定的乳腺癌和结肠癌筛查计划开展的。而这种方式的弊端在于，并非所有州都设有常规筛查计划。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典拥有覆盖全国、由公共资金资助的乳腺癌、肠癌和宫颈癌筛查计划。”这意味着疾病可以得以更早的诊断，并得到效果更好、费用更低的治疗。“奥索拉表示。

这些筛查计划是瑞典于2009年启动的国家级癌症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仍处于持续更新阶段，其中也涵盖了与”欧洲抗癌计划“相关的明确目标和配套措施。

”瑞典的医疗体系力求尽可能地做到未雨绸缪、积极主动地去应对。“霍夫马谢尔坦言，”而瑞士、德国和奥地利仍然持被动应对的姿态。人们往往等到生病之后才寻求帮助。“

注重性价比

癌症治疗费用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欧洲医疗保健支出的总体趋势。瑞士的癌症医疗支出在该国整体医疗保健费用中所占比例(6%)仅略高于瑞典(5%)。

瑞士拥有世界上最优质-但同时也是最昂贵-的医疗体系之一。2024年，瑞士人均医疗总支出为1.1万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为79万元)，约占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2%。相比之下，瑞典同期的医疗支出则约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人均医疗保健费用在6000-70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3-5万元)之间。

部分原因在于瑞士的工资要普遍高于欧洲其他国家。据估算外部链接，瑞士医生的平均年薪约为2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87.37万元)，而瑞典同行的年薪仅为12.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88.64万元)。

但另一个主要差异在于药物支出。瑞士每例癌症患者的医药支出高达瑞典的两倍之多。而两国间药物开支差异如此显著，最明显的原因或许是瑞士的药物售价普遍较高。

由于越来越多的药物开始采用保密性折扣，因此很难确切地洞悉药物价格究竟在其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涉及抗癌药物尤其如此。在1995年-2023年期间，按目录公布的药品标价销售的欧洲抗癌药物的总销售额从原有的不到10%骤然增长到40%以上。人们购买抗癌药物的意愿很强烈。2023年的一项研究外部链接发现，考虑到药物的疗效，抗癌药物在美国、德国和瑞士的平均售价达到了非抗癌药物的三倍。

然而这并不总能反映药物的实际销售价格。去年，瑞士政府表示会支持药品保密折扣制度得到更广泛地应用，而这一举动无疑打破了瑞士长期以来秉持的价格透明度传统。

显而易见的是，在药品的可及性方面，瑞士已远超瑞典。

“如果您想获得最新的抗癌药物，瑞士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霍夫马谢尔说道，“那些(癌症)治疗药物不仅能够迅速获批，而且还能由医生开具处方，报销费用。”

在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2019年-2022年期间批准的抗癌药物外部链接中，只有56%的药物可在瑞典报销，而在瑞士，这一比例达到了约92%。

“瑞士存在一种‘癌症溢价’现象。”在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的法律和医学教授科尔斯汀·诺埃勒·沃金格(Kerstin Noëlle Vokinger)看来，”癌症引发了很多情绪反应。一旦有一种新的抗癌药物面世，人们就会施加压力要求患者能够顺利获取并使用这种药物，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然而，新的抗癌药物是否真的更有效，在提高癌症患者生存率方面是否能与其高昂的售价相匹配，并不是不证自明的。2020年，沃金格在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揭示瑞士部分抗癌药物的月度治疗费用与其临床疗效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换而言之，高价抗癌药物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好的疗效。

瑞典在抗癌药物的报销方面则更为谨慎。在瑞典公共医疗体系报销每种药物之前，都会对该药物的成本效益进行评估。这有时意味着患者可用的药物相对较少，但相应的治疗费用也可能会有所降低。

”如果一种药物被认为具有成本效益，我们就会为其付费；如果不具有成本效益，我们就不会为它买单，“霍夫马歇尔介绍道。

(Virginie Mangin/ac，编译自英文：张樱/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