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富裕遇上低生育：瑞士家庭政策之困

在瑞士，家庭事务的主要负担仍然由女性承担-原因十分复杂。 Keystone / Walter Bieri

尽管瑞士长期位居全球最富裕国家之列，但在育儿支持、托幼服务和家庭友好政策方面，却明显落后于许多欧洲国家。高昂的托育成本、漫长的工作时间以及仍然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分工，使不少家庭在生育面前望而却步。

瑞士政治学家西尔娅·豪瑟曼(Silja Häusermann)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涉及制度问题，也与社会观念有关，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往往被人们忽略。

瑞士约17%的人口是儿童和青少年。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群体，不仅因为他们不久后将开始为养老金体系缴费，支撑老一代人的退休收入；瑞士未来的经济发展，以及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正常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年轻一代。

尽管如此，瑞士在家庭支持政策上的表现却显得有些乏力，这多少令人感到意外。虽然瑞士有“儿童基金会”(Pro Juventute)和“家庭协会”(Pro Familia)等专门为儿童和家庭发声的组织，但正如苏黎世大学知名政治学家西尔娅·豪瑟曼(Silja Häusermann)所说的那样：“很明显，儿童和家庭群体的游说力远不如其他社会利益集团，例如农业界。”

豪瑟曼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诉求往往比较模糊而广泛。她说：“对于他们的直接需求，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加以识别；但对于家庭而言，怎样的条件才最有利于满足这些需求，则存在不同看法，也存在争议。”

而这样的争论一直存在。在联邦层面，保守派和进步派围绕相关议题持续博弈，且往往彼此牵制。

瑞士与其他欧盟国家的区别

这样的价值观冲突并非瑞士独有，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不过，与周边欧洲国家相比，瑞士的家庭政策明显不够完善。对此，豪瑟曼归纳出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主张加大国家扶持的左翼力量相对较弱。她说，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瑞士左翼政党的政治影响力明显有限。例如，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在联邦议会中的席位占比从未超过30%；而在北欧国家，左翼政党在历史上往往能够获得40%以上的选票支持。

因此，瑞士推动由国家主导、大规模扩大家庭福利政策的政治动力，一直弱于许多欧洲国家。

其次，瑞士高度联邦化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改革进程。豪瑟曼表示：“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家庭政策福利通常较少，因为责任和成本容易在不同层级之间相互转移，而相关挑战往往只被视为地方性问题。”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她说：“在瑞士，有些城市的家庭政策几乎达到北欧国家的水平，而另一些地方则更接近意大利模式。”这种看似“拼布式”的局面其实是有意为之的。“联邦制的目的之一，正是让不同地区的人能按照各自的价值观来生活。”

豪瑟曼提出的第三个原因，是瑞士社会相对保守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她表示：“这三个因素环环相扣，最终形成了一套相对克制、较为保守的家庭政策体系。”

富裕反而成为阻力

不过，瑞士与欧洲邻国的差距并非体现在所有领域。豪瑟曼表示，在税收减免和家庭津贴方面，瑞士“基本处于欧洲平均水平”。

但在儿童托育服务方面，差距则十分明显。瑞士的托儿所(Kita)费用高昂，根据家庭收入和居住地不同，家长往往需要自行承担全部或大部分费用。此外，尤其是在一些小型市镇，托位数量有限，甚至没有托位。

然而，托位短缺并不是瑞士家庭中一方或双方父母选择兼职工作的全部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瑞士全职工作的工时普遍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豪瑟曼说：“在瑞士，许多家庭依靠一份全职加一份半职收入就能维持体面的生活，而在不少欧洲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认为，正因如此，“许多瑞士家庭有能力维持较为传统的家庭模式(一方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而在这一模式下，减少工作时间的通常仍然是母亲。

出生率持续下降，哪国做法值得借鉴？

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瑞士人都在选择不生孩子。如今，瑞士已成为西方国家中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最新数据显示，瑞士总体生育率已降至1.29，创下历史新低。

因此，瑞士与法国及北欧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长期以来，法国和北欧国家一直保持着欧洲较高的生育水平。

在法国，这与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密切相关。政府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提供各种扶持措施。而在北欧国家，更多是靠推动性别平等政策来维持较高的生育率。

如今，在欧洲范围内，保加利亚的生育率最高。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女性生育第一胎时的平均年龄较低，而这一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生育率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但是，持续的人口流失也令那里的相关统计数据存在偏差。

此外，保加利亚近年来持续加大鼓励生育力度，从带薪产假到人工受孕治疗的国家补贴，提供各种生育支持。

漫长工时与固定作息：瑞士劳动力市场的另一道门槛

那么，瑞士能够从这些经验中学到什么？欧盟国家的家庭政策是否有助于提高瑞士的出生率？

豪瑟曼认为，家庭政策只是影响生育率的三个关键因素之一。另外两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分别是劳动市场和社会观念。“只要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仅仅调整其中某个环节，效果往往十分有限。”

她以日本和韩国为例。面对持续低迷的出生率，两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育儿和家庭政策的投入。“但在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劳动市场结构还是社会观念，都没有发生相应改革，”豪瑟曼说。因此也未产生预期的效果。

豪瑟曼认为，瑞士在工作与家庭平衡方面同样面临问题。

“瑞士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双职工全职就业社会还相当遥远。我们每周工作时长比许多国家都要长。大家中午都要休息一个小时，傍晚六点才下班。而在那些夫妻双方都全职工作的国家，情况并不是这样。”

因此，瑞士社会中的性别角色其实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往往只能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应对职业与家庭难以兼顾的问题，长期承担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豪瑟曼表示：“与40年前相比，瑞士女性的人生轨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男性的人生模式却几乎没有改变，”她认为：“这或许就是症结所在。”

政治层面的措施，例如瑞士6年前通过的为期两周的强制陪产假，其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政策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会改变人们对家庭角色的认知和社会规范。

豪瑟曼说：“法律改革能够让某种生活方式逐渐成为社会常态。陪产假的意义在于，它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男性在孩子出生后留在家中照顾家庭，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社会所期待的。”

移民弱化了瑞士的紧迫感

不过，豪瑟曼并不认为瑞士会在近期将针对家庭和儿童支持政策的社会讨论提上日程。在她看来，瑞士有关家庭政策的讨论中，缺少“鼓励生育”的视角，即把家庭政策视为提高出生率的重要工具。

左翼阵营关注的重点是性别平等；经济界注重自由主义；而社会保守群体，则更希望维持现有的家庭分工模式和劳动力市场结构。

豪瑟曼说，由于瑞士长期保持较高的移民流入水平，所以人们并没有明显感受到人口正在萎缩，也很少将其视为一个社会问题。“在瑞士，‘鼓励多生’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

瑞士出生率下降并不只因为人们不愿意生孩子，请参阅：

(编译自德文：杨煦冬/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