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执行官薪酬：瑞士同美国有的一拼吗？
瑞士的各位首席执行官领到的薪酬在欧洲名列前茅，可是与美国同行相比，他们的薪酬却显得并不高。瑞士制药业的一些人将之视作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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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诺华制药集团(Novartis)的股东批准了给予首席执行官万思瀚(Vas Narasimhan)1’620万瑞郎(约合人民币1.33亿元)的薪酬方案。这几乎是他2022年薪酬的两倍，使他成为欧洲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但和美国一些最大企业首席执行官每年的收入相比，这个金额仍然相形见绌。字母表公司(Alphabet)的桑达·皮采(Sundar Pichai)、苹果公司(Apple)的蒂姆·库克(Tim Cook)等美国收入最高的十位首席执行官，去年每人至少赚了9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47亿元)。
“美国的情况实属过度。我们试图在可被人接受的薪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薪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诺华董事会主席约尔格·莱因哈特(Joerg Reinhardt)3月5日在巴塞尔对股东们说，“我们必须提供在国际范围内有竞争力的待遇，因为我们希望有最优秀的人才为我们效力。”
这种平衡之举一直是瑞士制药企业的永恒主题，尤其是诺华制药集团-瑞士为数不多由美国人掌舵的大企业之一。 万思瀚出生于匹兹堡，在2018年来巴塞尔接任首席执行官一职之前，在美国度过了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
万思瀚最新的薪酬更接近他的美国同行。15家最大药企(其中10家位于美国)的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约为1’600万瑞郎(约合人民币1.31亿元)。美国辉瑞公司(Pfizer)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Albert Bourla)去年的薪酬为3’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7亿元)。
“欧洲的期望值与美国不同，”可持续投资公司道德观基金会(Ethos Foundation，其客户中包含许多养老金基金)总监文森特·考夫曼(Vincent Kaufmann)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美国股东不像我们欧洲这样会质疑薪酬问题。”
加薪的理由
在3月5日这天的年度会议上，只有少数几人发声反对诺华的首席执行官薪酬提案，而考夫曼即是其中之一。万思瀚的薪酬包含基本年薪和浮动薪酬，前者较2022年略有增加，达到182万瑞郎(约合人民币1490万元)，后者主要基于财务业绩以及一些可持续发展和创新标准。
诺华年报显示，该集团2023年的销售额、营业收入和自由现金流都“大大高于”董事会设定的目标。诺华的销售额增长了10%，达到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233.8亿元)，净收入为8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18亿元)，高于一些美国同行。该集团还在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获得了22项药物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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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告诉各位股东：“我们相信我们的薪酬制度适合反映这些业绩水平。有时你赚得少，有时你赚得多。” 2022年，在经历了两年动荡的财务业绩后，万思瀚的薪酬曾被削减了61%。
即使2023年财务业绩稳健，考夫曼仍认为“浮动薪酬增长过快，且不合理”。目前浮动薪酬是基本年薪的7.7倍，而诺华董事会已经提议，从2024年起将最高奖金潜力进一步提高到基本年薪的11倍。
诺华也不是欧洲业绩最好的药企。由于对其抗肥胖症药物司美格鲁肽(Wegovy和Ozempic两个品牌)的需求，丹麦制药商诺和诺德公司(Novo Nordisk)2023年的销售额飙升了36%。该公司的股价亦创下历史新高，令其市值于今年年初突破5000亿美元，成为欧洲最有价值的企业。
诺和诺德首席执行官拉尔斯·弗勒尔戈德·约根森(Lars Fruergaard Jørgensen)的薪酬增长了13%，达到6820万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7192万元)，还不到万思瀚年薪的一半。
差距扩大化
就在诺华努力追赶美国同行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公众的看法。
根据股东组织Actares的估算，万思瀚的收入是诺华普通员工的160倍。瑞士工会联合会UNIA去年所做的一项调研发现，并非只有诺华有这种情况。过去十年间，瑞士十大公司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拉大。
对诺华在瑞士的一些员工来说，宣布给万思瀚加薪之时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时机。诺华刚刚进行了重大重组，包括去年 10 月分拆了其非专利药(也称仿制药)部门山德士(Sandoz)，将诺华变成了一家专注于专利疗法的所谓“纯粹”公司。
这导致大量工作岗位的流失。2022年该集团表示，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大约10.8万个工作岗位裁减掉8000个。计划裁减的岗位中约1400个在瑞士，约占员工总数的10%。而在此前的四年里，该集团已在瑞士裁员2000人。
高薪也是瑞士公众的高度敏感话题。2013年瑞士选民通过了所谓的“明德动议”(Minder Initiative)，给予股东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及董事会成员薪酬的否决权。该动议还禁止各种类型的奖金，如“金色降落伞”离职协议(即对失去工作的高管进行补偿)等。
就在那次投票之前，公众刚刚得知诺华集团时任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魏思乐(Daniel Vasella)将获得价值7200万瑞郎(当时约合人民币4.72亿元)的离职补偿金。而身为美国公民的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前首席执行官布雷迪·道根(Brady Dougan)，仅在 2010 年就依据两项薪酬计划领到9000万瑞郎(当时约合人民币6.1亿元)，这也引发了公众对“肥猫”薪酬的强烈不满。
尽管迄今为止瑞士选民数次否决了对高管薪酬设置上限的尝试，但高管的高薪仍然是一个敏感问题。
高风险战略
作为拥有大量国际员工的瑞士主要经济引擎，制药业面临的两难境地可能要比国内任何行业都微妙。
瑞士给予的薪酬位居世界最高之列，这一直是吸引海外人才的关键卖点。然而各猎头公司认为，在涉及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制药和金融等全球性行业时，瑞士很难与美国企业竞争。
高管招聘机构 Page Executive瑞士分公司的负责人斯特凡·苏贝尔(Stephan Suber)指出：“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世界上的最优秀人才。你在瑞士永远看不到高盛(Goldman Sachs)级别的薪水。但我们需要奖励业绩，这样才能留得住顶级高管。”
将美国作为薪酬模式是有风险的。在美国，公众对过高薪酬的反感日益强烈。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首席执行官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过大，会降低员工的士气和工作效率。近期的一项调研则发现，2022年，美国350家最大公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344倍，而 1965 年的平均薪酬比仅为21:1。
考夫曼表示：“我仍深信即使没有如此高的薪酬，你也能为一家瑞士公司找到优秀的首席执行官。薪酬不应成为留住人才的源由，否则你吸引到的是只关注短期价值创造的人，而这种人的风险就在于，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编辑：Marc Leutenegger/sb，编译自英文：小雷/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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