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堡:花季的记忆»(7)

七

再见戴卫时已是深秋，他已完成课程，在Sargans这座山顶教堂里实习，我也未间过他是巧合还是他自己的要求–一切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他消瘦了太多，腮上已有硬硬的连鬓胡须，大约总从事教区工作的缘故，皮肤被太阳晒成橄榄色，更衬得牙齿雪白，一双眼睛鹰一样锐利，海一样深远。一件宽大的黑色牧师外衣代替了我所熟知的夹克、运动衫、白衬衣、牛仔裤……惟一不变的，是颈上那个乌黑的、冰凉的、坚硬的十字架。

我和阿钟很少交流，他基本上不会说国语–也不屑于去说。我们之间用瑞士德文。律师楼事务繁忙，他又是工作狂，我们根本难见一面–虽说是夫妻。钱是惟一称补我的东西。他极大地满足着我的虚荣心与购物欲，每月只需寄账单去他事务所就好了。最疯狂的时候我一天买了是六双靴子。

Max功课忙了，来的次数也日渐少了。

我经常去教堂做祷告–阿钟也支持我去，他是那么一心一意地支持我去模仿、去溶入、去变成瑞士那些太太中的一员。因为自己是不完全的瑞士人，所以做派一定要比一般的瑞士人更加瑞士化。

经常从后面望着穿黑袍的戴卫，他个子高，从后面看相当漂亮。他虔诚地望着《圣经》，脸被烛光映得通红。可不知怎地，我的眼前总浮现出很久以前，那个害羞时总爱转一下足球的男孩的侧影。想起安徒生童话《小约翰和小克丽丝汀》中百合花的一段诗：……年青的僧侣心中有个女孩……戴卫，你的心中藏着我吗？–“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当你终于回来时，我已嫁作他人妇了。

Sargans是个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前的老板见我恭恭敬敬地喊声“钟太太”，老板娘则巴结中横生出几丝邀功的媚态，仿佛我嫁给阿钟全是她的功劳。阿剽总避着我，实在躲不过了，一梗脖子，硬装作没看见。

再无聊的时候，便去约曾和我一起工作的香港女孩去喝酒，她有时带了男友一起去。那个男孩子叫乌伟，在瑞士人中应算是较矮的，窄窄的一张脸充满着乡下人的勤劳与自大。但人不可冒相，香港女孩说乌伟的父亲是Chur最大的酒商，家里有两个Hotel和三间Restaurant。相处久了，觉得乌伟比一般瑞士男孩子可爱得多，最起码不会一个账单来了，各付各钱AA制。

经常一人默默上山，在空旷的教堂里听圣乐。戴卫送我下山，寒风将他的长袍吹得猎猎作响，像一只孤寂的大鸟。

冬天最冷的时候，小秋从澳洲飞了回来，她住在HotelBahnhof的双人间里。阿钟去德国出差，我索性住到小秋那里。小秋明显地现出了老态，一笑，唇边眼角都出卖她。初见的喜悦让我忽略了她言语神情间的反常。这间房间酷似我读书时的那一间，紫灰色的墙纸，墨绿色的地毯与窗帘。我们谈起很多，故乡、初恋、白塔下的小男孩、KINA大学、叶翔、“纳粹党”……她笑得很狂乱，也喝了不少酒，问起她在澳洲的情形，她总避而不谈。这时候，晚霞上来了，美丽之极。天地间的一切全都红彤彤一片。我们的酒杯、酒、衣服、面颊……凡是目力所及的东西，无不被染成了红色，而且红得非常鲜艳，是那种只有一颗未经任何污染的最纯洁的心中才能够憧憬的理想的颜色。

“明天会是个好天气！”我微笑着握了握小秋的手。

“明天！”小秋轻轻地重复道。

天快亮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轻拂我的头发，在缓缓地、温柔地啜泣，我以为是窗缝飘进的细雨打在脸上，因为很舒服，所以又沉沉睡去。直到“笛笛”的警车大批地开来惊醒我，我这才发现，小秋，她，早已用一小刃刀片结束了生命。鲜红的血滴在墨绿的地毯上，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深紫色。她的长发散落在脸上，幽怨而平静，我这才知道，清晨，仁立在我身旁的，一定是她的灵魂，她最后望了我一眼，就向天际飞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独立面对死亡，跌跌撞撞地冲出去，紧紧握住急急赶来的戴卫的手，我从他的瞳孔看进去，仿佛要看尽整个的天堂与地狱，他将我一把揽在怀中。

那夜，我们紧紧依偎在一处，我直冷到心里，只有通过他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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