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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系列八 地理课-空间和知识的重新定位

2005年拍摄于北京:当北京处在瞬息万变之时,一股创意风席卷北京城。

2005年拍摄于北京:当北京处在瞬息万变之时,一股创意风席卷北京城。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供)

“有些国家就像毒品一样令人上瘾,中国正是如此,她拥有不可思议的魔力,让那些曾经去过那里甚至仅仅只是在谈论她的人立刻变得眉飞色舞、得意洋洋。”阿梅丽·诺冬在《爱情与破坏》一书中这么说。

但是,“赶时髦和附庸风雅还不能解释这一切”,她继续写道,因为“(中国)带给人的幻想是丰富而无法遏制的。”我想,这大概和她辽阔的面积、悠久的历史、自成一体的特性有关。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尤其令人心驰神往。

飞雅(Beatrice FERRARI)

1980年出生,1999年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 现任瑞士教育、科研和创新国务秘书处国际部代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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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去中国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与当时的高中同学一块儿去的。当时和今天不同,在我们这些身处千禧年末的少年眼中,地球显得非常地庞大。廉价航空还未普及,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刚刚兴起,全球化主要指的是美国化,“中国制造”的标签还没有在日常的商品上出现。中国在那时完全是一个远离我们平时生活秩序的所在。我不清楚我的同学们对那一周在中国南京的经历有何感想。在我看来,那是一堂真正的地理课,它开启了我对中国的感知,这些感知还将伴随着以后一次次的中国之行而不断加深。

打小,我们对地理的认知就是那些标记在地图上的一长串难记的地名。实际上,地理要有趣得多,它意味着空间——即我们安排处理自己日常生活的方式——以及和地点、坐标与距离(我们依此来定义一个地方离我们的远近)相联系的一幅幅画面。

如果让我用一个画面来描述第一次中国之旅,那将是一幅颠倒错乱的画面。我没法向您具体描述我原先想象中的中国,不过,她和我实际上看到的一点儿也不一样。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北京的机场。到这时候为止,还没有什么令我惊讶的地方。建于二十世纪50年代的苏联式建筑、机场清洁人员使用的粗布拖把、浅绿色油漆粉刷的墙面:一切看上去都与我的预期不相上下。信念的动摇是到了南京以后:机场崭新明亮,高速公路两边栽满鲜花。相形之下,瑞士引以为豪的基础设施一下子显得陈旧过时了。现代化难道不是发达国家才会有的吗?

精典特刊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

这是一本记录着瑞士人在华留学故事、具有时代烙印、承载着半个世纪瑞中友谊的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是一本反映瑞士留华校友学习、生活的纪实文集。你能够透过这本《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从他们的视角看到中国的变化,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

刚到中国,我那幼稚的世界观就受到了冲击。我的第一节地理课便是关于打破和重构自己原先理解和搭建的对于世界的陈旧认知。由于仍然受到两极思维和进步观的支配,我总是将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和其他民主政权割裂开来看待。我心中的世界版图上,欧洲依旧处于中心位置。这种以欧洲为基准来判定每个地方的远近程度的观念是相当有害的。

当然,瑞士的面积太小,不足以自称为世界的中心。地点与地点之间的距离太短,对出门旅游的想象力也只是局限在欧洲邻国之间。到了中国以后,我不得不努力适应这里的市中心甚至超出了欧洲许多城市的郊区外沿的事实;另外,那些原来在我眼里十分遥远的国家,比如韩国、日本、尼泊尔,甚至美国,都一下子变近了。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的日子就是一次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身为一个外国人,周围又有来自中国众多省份的同学,这使得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定位。我不仅只是个有着某些兴趣、爱好和品味的年轻女孩子(这些是我从前用来定义自己的特征),我还被他人定义为一个西方人、一个非英语国家的欧洲人。我和中国同学的对话一点儿也不平庸乏味,有时还很针锋相对,例如“你们中国人……”“你们西方人……”这样一个新赋予我的的身份有时会让我感到不自在,需要时间去习惯和克服它。

在之后的学习中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身份对立和冲突以一个更广泛的性质表现出来,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很多争论:中国是否在本质上是“他者”?为了便于研究和理解中国,我们是继续沿用西方已有的一套理论体系(如果这套理论能够解释得通中国),还是应该发展出一套新的独有的理论体系?我认为,如果能建立一套特殊的理论,无疑会有助于更为全面的理解,因为中国并非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世界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历史上中国不仅经常被区别看待,而且甚至部分地被排斥在世界之外。但是这一现象现在已经有了明显改观,近几十年来,中国变化巨大,从提出与世界接轨,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城市,再到接纳与融入世界,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

生活在中国,我们没法忽视身边正在发生的变化。不需要保持特别的关注,就能觉察到那些随时随地发生的变化。就举我第一次到南京的例子,一般来说,人会对那些新的城市设施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所有的大城市都知道要塑造美好形象,搞好城市建设,就得打扮得光鲜漂亮。中国的城市也不例外,比如我们一提到上海,就会想到浦东流光溢彩的摩天大楼。南京相比之下没有那么闪亮,但是道路两边随处可见的工程,给人留下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着重要事情的感觉。这些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它们具体是什么,但是却足以吊起我的胃口,吸引我之后又回到中国,把她作为我的研究对象。

许多重要元素构成了我们的空间。比如人们建造的周围环境:墙面、街道、房屋、纪念性建筑。所有这些元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划定了界限,标记了地标,赋予我们一种身份。我的一个北京朋友对我说,当他看到伦敦旧明信片上的老建筑物时,感到除了服装和发型外,今日的伦敦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社会似乎是静止不动的。确实,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历史遗产在城市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房屋、道路甚至树木穿越时间而存在,给予城市环境一种历史延续感。

《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样书

(swissinfo.ch)

在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在北京,现代化以一种城市风貌的剧烈变化体现出来。城市的地理变化极其迅速:新建的交通设施连接起偏远街区,缩短了城市中心与郊区的距离;可是同时,堵车又拉远了它们的距离;古老的街道随着街道的生活方式变化一起消失,新的地标性建筑正在拔地而起,不断改变着城市的风貌。北京的外观转变是21世纪初整个中国社会变化风潮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一个动力。

一开始,我还是用老欧洲的视角去看待这些变化,对那些美好的城市历史遗迹的消失遗憾不已。然而,另一方面,人们绝少有机会能够观察和亲历这些剧烈的转变。如果说大规模的修建工程动摇了一个城市及其居民的身份标志,同样它也解放出了一股创新性的伟大能量。“不管你喜不喜欢”,罗伯特·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精彩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的时代,但是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它大大解放了人类创造性的能量。”在北京,你会在与人们的交谈中发现,大家都普遍感到,自己生活在城市和国家的一段独特、转瞬即逝的时刻。在这一日新月异的城市图景中,一切似乎皆有可能。将自己的个人命运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念头非常强烈的,就像一位年轻女性所说:“在北京,人们感到自己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人们随着城市的节奏震颤,跟着城市一起成长。有时我会为那些消逝的旧事物感到遗憾……但美丽的新事物同时层出不穷。我感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北京成功准备和举办2008年奥运会、向世界展示它的开放和国际化的那几年,作为一个如此特别、瞬息万变的窗口,北京的活力和能量通过数不胜数的企业、艺术和科研项目完全发挥了出来。

“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是新的。一项伟大的事业正在建设中,”“这里有别处找不到的机遇。”——对未来的信心,复兴的意识,城市社会的改变:这些元素都对每个居民的一生、对他们看待自己所在城市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些人抓住了机会,而另一些人则迷失了自己的目标。相比之下,保存着历史遗迹、拥有既定秩序的安逸的欧洲城市,一下子显得停滞不前,和世界另一端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梦”相距甚远。创造性是靠打破秩序来获取养分的,秩序的打破会损害现有的城市和社会秩序,却并非一定导致混乱。

与此同时,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距离越来越近,“曾经的中央帝国也在向着这个趋势发展。”中国正处在上升期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可以从北京的变化中实际感知到。北京的国际化、不断提升的魅力、现代化的建筑、慕名而来的游客以及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的强大消费力,都证明了一位市民所说的,“北京已经不再羡慕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了。”比如说中国的艺术家,从一开始的复制模仿国外(中国制造),到现在的自主创造潮流(中国创造),并且能够引起大众的关注和喜爱,这就是令人兴奋的进步和成功。他们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内不断实验,引导着中国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中心。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有污染、有社会边缘人群以及令人咋舌的房租……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些也是正常的发展道路上的一部分。

我有幸能够经历和观察到中国这一如此特殊的时期。在北京,我买了很多张不同版本的北京地图,这些地图不断地矫正着我内心的那张世界地图。中国的这一特殊时期还在持续中,但它正在不断变得有序化、正常化。创造性的能量已经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不那么激烈了,变得有组织性了,更加专注于创新。我常常惊叹于中国人发明新词来描述当下不断变化的社会的能力,例如蚁族、蜗居、创客,等等。在中国,时间、空间的概念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也引发我们欧洲人思考自身的状况。我告诫自己的学生:到中国去看一看!在中国经历一番的收获几乎等同于在世界转一圈。我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每一节这样的地理课都是无比珍贵的。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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