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是否迫于国际压力？
在中国宣布进行新的改革之际，为了改善人权状况，瑞士政府本周与中国政府再次举行会谈。其发起人认为，与公开行动相比，秘密的双边会晤会收取更加良好的效果。
按计划，瑞中两国的新一轮会晤于11月25日-27日在北京举行。就在前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之际，中国宣布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改革内容包括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废除劳教制度以及缩小适用死刑罪名。
在瑞士大使Paul Koller看来，这些举措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他是第12届瑞中两国人权问题会谈的瑞士代表团团长。上一次两国会晤是2011年3月在伯尔尼。
“中国改革的消息令人振奋，这都向着我们建议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也都是我们和合作伙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磋商的主题。”Koller说。
然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瑞士分部的法学家Alain Bovard却表现得很谨慎：“这是向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但就这些改革如何落实，还有待观望。比如说，不应该以其他形式的任意监禁来取代劳教制度。”
2013年10月22日，在中国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别人权审查期间，瑞士提出了以下建议：
-即使最终目的是废除死刑，瑞士还是欣喜地看到了中国死刑实施范围的减少。瑞士建议中国公布执行死刑的数据。
-对于持不同见解人士遭到镇压，瑞士表示担忧。瑞士建议中国保障人权卫士行使合法权利，而不会操控或采取报复行为，其中包括国际机构的参与。
-瑞士建议中国，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专业新闻报道人员的工作提供便利，包括让他们进入西藏和新疆维吾尔族地区。
实际进展
著名的法国汉学家Marie-Claire Bergère提醒说，这一系列新型改革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路线上的转变：“在中国人眼中，最近的这些举措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2012年秋季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013年3月当选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自执政以来，开出重拳，积极开展反腐倡廉运动，使得共产党内部一些身居要职的高官相继落马，一些人被捕入狱；一些人被判刑。例如，其中包括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以及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中国发改委是调控中国宏观经济的委员会。
“然而，在一个腐败现象普遍的国家，对高层官员的惩处也标志着派系之争。”Marie-Claire Bergère明确指出。
事实上，中国对批评声音的压制还在继续。国际特赦组织的一份报告表明：今年10月末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国别人权审查时，特别强调了中国对“作家、博主、记者、教授、检举人以及那些通过和平手段争取言论自由的普通公民进行严厉刑事处罚的违反人权的行为。”
Marie-Claire Bergère对此进行了重申：“中国政体的矛头首先指向那些专门保护受压制的少数民族以及土地被征用的农民的律师。其中一些律师被捕；另一些律师甚至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就遭到监禁。”
“媒体记者也成了镇压的靶心。”这位汉学家接着说，“许多记者不得不小心行事，工作中首先自我审查；也有记者为了探知体制极限，偶尔试图越过雷区。中国政府多次公开表示，政府要与全体人民一道，共同进行反腐倡廉，然而，一些检举人却因为揭发腐败而锒铛入狱。”
“这个月公布的改革并未动摇中国的保守主义政策，反而使之更加强化了。然而，我注意到，在中国创立的改革指导委员会中，由被认为是共产党内自由派代表的汪洋担任主席职务。”Marie-Claire Bergère强调指出。
2013年10月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第二轮国别人权审查。每隔四年，联合国各成员国都要接受该项审查工作。
在此之际，中国代表团团长吴海龙宣布：“四年前在接受首轮审查时，中国曾作出以下承诺：当再次接受审查时，世界将看到一个经济更繁荣、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和谐、人民更加幸福的中国。”吴海龙认为，这些承诺都已经实现或者正向正确的方向迈进。
在接受联合国人权审查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并未完全否认一些国家的批评与建议。在日内瓦，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与政府关系密切)秘书长尤建华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其中许多建议都已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大部分批评都具有建设性，对推动中国人权发展会起到积极作用。”
然而，尤建华还明确指出，“有些批评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一些将其推向意识形态层面，蓄意破坏中国的形象，这种做法并不公正并且无据可循，中国人们对此不能接受。”
程序不透明
那么，对于瑞士与中国政府间的人权对话，又会有怎样的进展呢？
Paul Koller强调了会晤的积极性。“正如中国政府刚刚宣布的改革所体现的，双方交流意见在中国政府内部引起了强烈共鸣，中国与其他国家也在进行此类对话。尽管“一党专政”仍然是一个不可触及的“底线”，但是许多敏感议题都可以进行磋商，比如说少数民族问题、社会权利、死刑或者是司法体制。”这位外交官指出。
围绕这些会晤慎重处事，这位瑞士代表团团长对其可取性深信不疑，“在秘密对话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直接并且坦率的交换意见，以及提出建设性批评。就监狱制度、少数民族、经济领域内的人权以及个人自由等议题，两国专家会面进行磋商。”
在这些会晤范围内，瑞士政府也与瑞士的人权卫士们进行了接触。Alain Bovard明确指出了这一合作的内容。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相互交换意见；另一些情况下，我们了解相关信息。但是，整个程序基本不透明。自1991年对话至今，我难以对其效果进行估量。在我个人看来，中国人只做他们想做的。”
相关内容
人权
经济优先
Marie-Claire Bergère对此也抱怀疑态度。“和90年代相比，外国谈到的在中国捍卫人权的话题明显减少了。如今，人们谈到的更多是合同，而非人权。”
“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以后，前往北京的西方领导人都曾将人权列为协商与讨论的首要内容。随着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西方社会支持人权的行动渐渐偃旗息鼓了。”这位汉学家对此表示惋惜。
今年，瑞士联邦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在经济领域可谓是一件喜事。在长达1200多页的一份文件中，人权捍卫者们指责说，劳动者的权利被边缘化了，他们还批评了这份协定没有提到人权问题。
内部程序
那么，通过国际舆论谴责中国违反人权更为可取吗？Alain Bovard对此最终表示担忧：“该做法可以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但是，这是否真正能够推动中国的变化，还有待证实。”
“国际特赦组织尝试了各种做法：采取公开行动和秘密行动来保护人权。两年以来，我们试图加强对中国公民的宣传，比如说，让他们了解自己应有的权利。”
(译自意大利文：薛伟中)
符合JTI标准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读者与我们记者团队正在讨论交流的话题。
请加入我们！如果您想就本文涉及的话题展开新的讨论，或者想向我们反映您发现的事实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chinese@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