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对中国的人权审议势将检验全球南方的站队情况
国际社会正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人权纪录进行审议。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观察人士将密切关注哪些国家(尤其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国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联合国2022年发表的谴责中国在新疆地区涉嫌侵犯人权的报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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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中国接受了第四轮普遍定期审议(UPR)，由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审议中国的人权纪录。普遍定期审议大约每五年进行一次，是确保每个国家的人权表现都能得到国际社会评估的唯一机制。
在今年1月22日至2月2日对中国做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所有193个联合国成员国都将有机会向中国政府提出改进建议。然而这些建议并不具有约束力，中国政府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采纳并执行。
自2018年中国接受上一轮人权纪录审议以来，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过去五年来，中国在西藏、香港和新疆的强硬政策受到了联合国、独立专家和多家非政府组织的批评。
“普遍定期审议将是针对全球对中国-特别是维吾尔族地区-人权问题关注度的一次关键考验，和各界对该议题的认识与感受评估，”国际人权协会(ISHR)中国与拉美项目经理拉斐尔·维亚纳·大卫(Raphaël Viana David)表示。该协会是一家总部设在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
他所指的是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族裔。2022年8月，就在联合国前人权事务负责人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卸任前的几分钟，联合国发表了一份凸显中国对新疆实施了高压政策的广为人知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发表一拖再拖，巴切莱特此前也面临了重重压力，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反对发表报告的国家(主要是中国)，也来自其他要求发表报告的国家。这份报告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待遇可能构成“反人类罪”。这份被中国外交官视作“完全非法、无效”的评估报告，从未在联合国机构内部被正式讨论过。
拉斐尔·维亚纳·大卫指出：“联合国成员国在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应当响应报告中的建议，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可以提醒国际社会：这份报告与联合国机构发布的任何文件一样，不仅重要，而且具有正当合理性。”
两年前，一些国家(多为发达民主国家)曾尝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组织一次关于该报告的辩论。但在投票之后(支持与反对的票数差距不大)，由47个成员国组成的该机构决定不针对报告展开辩论。
政治影响力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全球大环境已发生变化，中国在进入第四轮普遍定期审议周期时显得十分强势。这使得中国可以压制批评与质疑声，尤其是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批评之声，因为这些国家可能鉴于“一带一路”倡议等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担心在联合国与中国对抗会损害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
日内瓦智库普世权利组织(URG)执行主任马克·利蒙(Marc Limon)表示：“近年来，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已显著增强。”他认为中国政府通过摆脱“极具防御性的战略”，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非常积极、有建设性的参与者”，进而在非洲、拉美和西方民主国家中“赢得了民心”。
举例来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促成成员国放弃一个针对法、英等国的殖民主义决议，成功推动了一项关于不平等的对抗性较弱的决议。
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战事凸显了一些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所奉行的双重标准。利蒙说：“对这场战争及其他问题，如北欧的焚烧古兰经事件的反应，都在全球南方国家引起了强烈的愤慨。”他补充说，中国以相当强势的姿态进入本轮普遍定期审议，相比之下，其地缘政治对手则显得“相对弱势”。
但非政府人权组织则希望，各国能对联合国新疆报告的主要结论表达关切，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拉斐尔·维亚纳·大卫解释称：“中国政府想把普遍定期审议描述成一个要么认可政府、要么对抗政府的过程。但这种看待方式是错误的。建立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正是为了解决人们以为的两极分化或政治化问题。”
据路透社1月22日报道，通过中国驻联合国外交使团向驻日内瓦外交官发送备忘录等方式，中国一直在游说非西方国家赞扬其人权纪录。
普遍定期审议能否带来改变？
那么，在对某一个国家进行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建议，是否真的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具体的政策改变？拉斐尔·维亚纳·大卫指出：“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承认存在问题，便不会成为一个有建设性的参与者，也不会执行那些能带来改变的建议。”
在2018年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结束时，中国政府接受了346项建议中的284项。时任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乐玉成在理事会发言时，称这一进程“顺利而成功”。
但成员国的建议并不会经过审核，也就是说，各国可以自由建议任何想要的措施。而普遍定期审议也是各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的机会。
如在2018年，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匈牙利宣称，中国应“继续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却未具体指明是哪些群体。中国的另一个盟友伊朗则建议，中国应“维护其政治制度与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呼应的正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声明。
拉斐尔·维亚纳·戴维感叹道：“各国本应依据联合国人权机构发布的大量文件提出建议，但实际情况却并非总是如此。某些国家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来动员其他国家，有时甚至胁迫这些国家提出对自身有利的建议。”
但在合适的形势下，假如中国觉得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缺乏支持，就可能感受到改善人权政策的压力。他补充道：“这将取决于西方国家政府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政府所提建议的力度。”
中国若拒绝实施建议，则可能会变相给“中国不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的观点提供支持依据。驻华盛顿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的夏磊(Renee Xia)和倪伟平(William Nee)在《外交官》(The Diplomat)杂志上指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围绕维吾尔族地区的调查及中国是否适合作为成员国进行投票时，(这些)证据反过来又可以为其提供信息。”
利蒙承认：“关于(普遍定期审议)如今效果如何，确实存在争议和疑虑”。在以前的审议中，建议多为比较容易实施的措施。而如今的建议，则往往涉及各国不愿做出的改变。“普遍定期审议并非毫无意义。但在涉及中、美这类重要国家时，普遍定期审议却越来越像一场政治闹剧，”他最后说道。
(编辑：Virginie Mangin，编译自法语：中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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