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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收紧安乐死政策,引国际担忧

David Goodall
David Goodall(中)是澳大利亚的一位科学家,他因自己的高龄而赴瑞在安乐死机构的帮助下结束了生命,尽管他并未身患绝症。这种情况,未来可能不会再发生了。 © Keystone / Georgios Kefalas

瑞士是世界上少数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之一,因此许多身患重病的外国人会选择赴瑞士享受辅助自杀服务,但最近瑞士医学协会发布了一项关于安乐死的新规则,这可能会提高实施这项服务的门槛,因而招致了许多打算在瑞士合法结束生命的外国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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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听说了吗?”今年5月,68岁的Alex Pandolfo收到他的熟人发来的一封电邮,在这封邮件的附件中,是一封来自解脱国际(Exit International,一个设在澳大利亚的协助自杀组织)题为《来自瑞士的坏消息》的时事通讯,其中介绍了一条来自瑞士的新规定-实行安乐死之前,患者必须与两位医生进行面对面对话,而且两次问诊之间至少要间隔2周。

alex pandolfo
Alex Pandolfo. Alex Pandolfo

Pandolfo生活在英国。2015年他被诊断出患有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之后他从巴塞尔的自杀协助组织生命周期(Lifecircle)得到了安乐死的“绿灯”,他计划在“时候到了”时赴瑞士借助辅助自杀结束生命。

原本他计划中的行程只需几天的时间,但有了这条新法规,这场最后的旅程的费用将会增加,时间也会加长,“这会对那些囊中羞涩的人造成阻碍,Pandolfo对瑞士资讯swissinfo.ch说。

不为健康人提供协助性自杀

而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更?今年5月,瑞士医学协会批准了瑞士医学科学院(SAMS)修订的《正确对待死去和死亡》的医学条例,这些条例将被纳入瑞士医生协会的基本职业守则中,最重要的规则如下:

  • 医生出具诊断书时,除了必须对例外情况做出合理解释之外,还必须至少与病人进行两次深入的谈话,时间间隔至少为两周;
  • 准备安乐死的病人,必须拥有相关诊断书及预测诊断书来证明病症及/或机能受限的严重性;
  • 在这些准则的框架下,为健康的人实施辅助自杀是伦理上所不能接受的;
  • 在辅助自杀之前、期间及之后,都要关注亲属的需求,同时还要考虑到跨专业护理团队及其周围人员的需求,在必要时提供支持,并将其记录在案。

医科院的条例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被医学协会批准并纳入《医生职业守则》后就能对违规行为予以惩处,瑞士医学协会是代表医生利益的医学行业重要组织,在瑞士从业的所有医生中,90%以上是医学协会成员,他们必须遵守协会的职业守则。

“并非收紧,而是精确”

早在2018年瑞士医科院就已发布过关于《正确对待死去和死亡》的医学条例,这些条例规定了在医生实施安乐死时所需遵守的事项,但当时却未被医学协会所采纳,理由是“太过模糊”,现在新修订的版本“并非收紧,而是精确”,瑞士医科院总秘书Valérie Clerc表示。

两周的时间太苛刻了

但瑞士所有安乐死组织都明确反对这一新规则。

医生兼生命周期安乐死机构总裁Erika Preisig尤其对于两周的医生问诊间隔期表示不满,她认为“两周的时间,太过苛刻了。”

生命周期虽然已经决定,第一次医生谈话可以在线完成,但Preisig说:“我们的大多数病人是老年人,他们中许多人不知道如何进行在线对话,或者根本没有智能手机。”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必须来瑞士。而对于身体残疾的人来说,超过两周的逗留期间外加护理费用将是一笔昂贵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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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新规则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做出通融,但 “在瑞士停留的时间不是通融的理由,”医科院总秘书Clerc告诉瑞士资讯,她举例说:“如果病人所剩时间不多,或者根据具体情况-尤其是由于难以控制的病情带来的极大痛苦-若在安乐死之前等待更长的时间不再合理,”这些情况才能例外处理。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批评瑞士已经成为一个“死亡旅游业”目的地国,因为瑞士允许外国人来此享受安乐死服务。

两周的规定可以减少这种“游客”的数量。然而难道这是瑞士医科院的意图吗?对此瑞士医科院只表示,这些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区别对待瑞士人和外国人。

“医生被神化”

然而,这里不仅仅涉及到旅行的费用问题。对于患有罕见神经系统疾病,也被安乐死机构开了 “绿灯”的日本女性Aina来说,另一条规定同样是一种限制:即必须提供医生的诊断书及预测诊断书来证明“病情的严重性”。

在瑞士,有意通过安乐死结束生命的人除了医疗档案外,还必须提交一封信,其中必须亲笔写下自己的痛苦严重性以及为什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Aina今年30岁,生活在日本。她的病让她既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她的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于她的母亲。但与癌症晚期病人不同,她不会立即死亡。

“如果医生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决定我的病是否足以决定死亡,那我自己的意愿算什么?”她问道:“没有人比我自己更知道我的痛苦有多大,或者我有多想死。瑞士医生组织是想把医生变成上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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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安乐死机构尊严也持类似的看法,在其发送的时事短讯中这样写道:“这些新规则将病人的个人意愿搁置到背后,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医学诊断上”。

这样做的后果是,“申请辅助自杀的医疗报告以及瑞士医生需要撰写的报告和内部文件必须比以前更加详细。”

瑞士最大的辅助自杀组织解脱(Exit)也告诉瑞士资讯,”新规则未考虑到社会心理因素也可能是导致病人想安乐死的一个合理解释。”

此外,瑞士辅助自杀组织还认为,新规则中规定的禁止对健康人实施安乐死,忽略了联邦最高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结果-“人拥有决定何时和如何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

过程不明确

协助自杀组织还批评瑞士医科院及医学协会在决策这些新规定时“不透明的过程”,解脱机构的发言人Muriel Düby对瑞士资讯透露,瑞士医生团体、病人组织及辅助自杀组织从始至终未得到表态的机会,“这些新规则的文本直至受到医科院批准之后,依然被列为保密文件。”

为居住在瑞士国内外的瑞士国民提供服务的解脱机构在6月中旬的董事会会议上决定坚持以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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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isig和其他辅助自杀组织的代表都担心,今后不愿意再协助实施安乐死的医生会越来越多。

Pandolfo说,如果不是瑞士的安乐死机构给他开了“绿灯”,几年前他就可能因畏惧未来而自杀了。“安乐死这种服务真的提高了我的生活质量,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可以随时结束我的生命。” 他认为安乐死这种可能可以防止自杀。他确信:“瑞士现在这么做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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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 宇田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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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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