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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良淑德:尼泊爾移民工的妻子努力為丈夫和國家分憂解難

Nepal women farming

在卡達舉行的2022年國際足總世界盃使波灣地區尼泊爾勞工的困境成為焦點,但他們留守家鄉的妻子所付出的代價卻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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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塔麗·塔芒(Suntali Tamang)成為寡婦已經有六個多月了。她的丈夫提爾塔·巴哈杜爾·塔芒(Tirtha Bahadur Tamang)於2021年離家到卡達打工。不到一年後,他就病倒了,不得不住院治療。儘管移民組織「尼泊爾普拉瓦西協調委員會」(Pravasi Nep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幫助他返回尼泊爾,但他再也沒能回到他的家鄉–杜利凱爾市(Dhulikhel)帕達利村(Padaali),距離首都僅數小時車程的小村莊。提爾塔·巴哈杜爾在加德滿都一家醫院住院一週後去世。

孫塔麗說:「他沒機會回家看看他幫忙建造的房子。」

Suntali
孫塔麗·塔芒在自家門前晾曬玉米。這棟房子是用她丈夫提爾塔·巴哈杜爾從卡達寄回的錢建造的。他還來不及回到村子就過世了,也沒能看到這棟房子。 Anand Chandrasekhar / SWI swissinfo.ch

他們的家在2015年的地震中被摧毀,一家人住在附近臨時搭建的棚屋裡。他們使用提爾塔·巴哈杜爾之前在馬來西亞工作兩年的收入和貸款蓋了一棟新房子。 但房子還沒蓋好,他就去了卡達。

孫塔麗現在必須獨自照顧他們的四個孩子。光是孩子教育每月就要花費2萬至3萬尼泊爾盧比。她在社區中的社會地位也面臨壓力。她發現很難為家庭節日有額外的花用。

她說:「我甚至拿不出錢為我的侄子舉行Bratabandha儀式。」她指的是男孩十幾歲時舉行的成年儀式。

外部内容

孫塔麗養了幾隻雞和一頭牛,還有一小塊農田,每年可維持全家長達五個月的生計。她靠做農活養家。

當被問及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時,她變得情緒激動並流下淚來。一位鄰居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面對丈夫的過世,她先生是個好人。2021-2022年,共有1395名尼泊爾移民勞工(包括39名婦女)死亡,其中大部分死於「自然原因」。 然而,這並沒有打消年輕一代到國外謀發展的念頭。

她說:「我的大女兒正在學習韓語,因為她想移民到那裡。六個月的課程要花費2萬尼泊爾盧比。」

由於孫塔麗是已故外籍勞工的遺孀,由瑞士發展與合作署(SDC)和尼泊爾政府共同資助的移民資源中心(MRC)幫助她取得了應得的賠償。 從丈夫工作的公司獲得了70萬尼泊爾盧比,從尼泊爾國外就業委員會獲得了70萬尼泊爾盧比,從保險公司獲得了130萬尼泊爾盧比。她參加了移民資源中心的理財課程,學習如何合理使用這筆錢。

謀生

孫塔麗是幸運兒之一。比諾德·戈爾塞納(Binod Ghorsaine)是一名歸國的移民勞工,他受瑞士計畫的資助,專門尋找需要幫助的移民勞工家庭並將他們轉介給移民資源中心。 他騎著摩托車,帶領瑞士資訊記者前往米蒂尼查普村(Mitinichhap),與另一位境況較差的寡婦見面。

Binod
比諾德·戈爾塞納曾在馬來西亞做了一年移民勞工,現在他不僅經營自己的店鋪,還為「更安全的移民」計畫兼職。他每月收入約65美元,負責幫忙尋找身陷困境的移民勞工及其家庭成員,並鼓勵他們充分利用移民資源中心提供的服務。 Anand Chandrasekhar / SWI swissinfo.ch

蘭皮婭裡·戈爾塞納(Rampyari Ghorsaine)神色匆忙,因為上班要遲到了。 她是一名農工,在其他村民的田裡工作賺錢。儘管出門有點晚了,但她依然熱情周到,提供清水與番石榴款待訪客。

她的丈夫想讓兩個兒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當他表示想送孩子去私立學校時,卻遭到了親戚的反對。這使他決定出國尋找工作,並於2008年前往卡達。

她說:「頭三個月,我完全失去了與丈夫的聯繫。村裡沒有電話。後來他給我寄了4萬尼泊爾盧比,幾個月後我就把大兒子送進了私立學校。”

蘭皮婭裡的丈夫在卡達做勞工僅十個月後就去世了。他的死因被其雇主判定為自然死亡,這意味著他無權獲得賠償。當時,尼泊爾政府也沒有針對移民勞工遺孀的紓困政策。直到她丈夫去世六個月後,移民保險計劃才開始實施。蘭皮亞裡從公司只拿到了10萬尼泊爾盧比的補償金,而勞務派遣機構則拿出2萬尼泊爾盧比來支付葬禮儀式的費用。

「我的丈夫沒有受過教育,我擔心他難以適應國外的生活。我覺得我們在這裡可以過得更好。我們有些土地,可以維持生計,」她說。

Rampyari
蘭皮亞裡·戈爾塞納結婚時,村裡沒通電,道路也沒有硬化,稻米加工廠也離得很遠。她的丈夫於2008年前往卡達工作,但10個月後就去世了。 Anand Chandrasekhar / SWI swissinfo.ch

丈夫過世後,蘭皮亞裡整日鬱鬱寡歡,夜晚難以入睡,並開始服用抗憂鬱藥物。為了更能應對喪夫之痛,她接受了移民資源中心的心理輔導。她還要面對大兒子不在身邊的情況,儘管心中萬般不捨,她還是貸款150萬尼泊爾盧比,將大兒子送到日本留學。

她說:「我反對出國打工,不建議任何人將家人送到國外。」

為幫丈夫擺脫困境而精疲力竭

勞工移民和就業問題獨立專家沙魯‧喬希(Sharu Joshi)認為,出國務工對尼泊爾帶來的最大負面影響是婦女的工作負擔大大增加。

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統計數據顯示,尼泊爾全國婦女承擔了日常85%的無償照顧工作,累計每天達2’900萬小時,而全國男性僅為500萬小時。

Maili and Bahadur
麥麗·塔芒(Maili Tamang)不得不貸款向招聘機構支付仲介費,以便為丈夫吉恩·巴哈杜爾·塔芒(Gyan Bahadur Tamang)在馬來西亞找到一份工作。但這次冒險並不成功,因為丈夫的薪水太低,而且還生了一場病,導致他不得不回國。 Anand Chandrasekhar SWI swissinfo.ch

沙魯說:「這表明,在尼泊爾,婦女從事的無償工作是男性的六倍,而南亞地區的平均水平是四倍。由於出國勞動,尼泊爾男性所做的微薄貢獻也消失了。」

Sharu
沙魯喬希是研究尼泊爾勞工出國務工問題的主要專家之一。她曾為聯合國婦女署和尼泊爾政府工作,現在是獨立顧問。 Anand Chandrasekhar / SWI swissinfo.ch

她進一步舉證,指出尼泊爾政府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仍成功實現了社會發展的關鍵指標。聯合國認為,尼泊爾在2019年實現了永續發展目標中規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賦權目標。

沙魯說:「這怎麼可能呢?這是因為那些本應由國家承擔的責任,如營養、家庭健康和福利等,現在全都落到了女性的肩上。」

空蕩蕩的村莊和多疑的丈夫

根據2021年的人口普查,位於杜利凱爾市二區的丹達貢村(Dandagaun)男女比例為91:100(全國平均為95.6:100)。該村的家庭規模也是全市第二小的,每戶僅有3.83人(全國平均為4.37人)。年輕男子出國勞動在此已成常態。

「在早年,村民們相互扶持。現在村子空蕩蕩的,」居民雅蘇達·高塔姆(Yasodha Gautam)說。

Yasodha
雅蘇達·高塔姆的丈夫在杜拜當送餐司機。他們習慣了兩地分居,因為他曾在尼泊爾軍隊服役,經常被派往尼泊爾其他地方工作。 Anand Chandrasekhar / SWI swissinfo.ch

她的丈夫曾是尼泊爾軍隊的士兵,過去一年半一直在杜拜工作,是一名送餐司機。雅蘇達經營一家小店,同時照顧兩個兒子。儘管她不希望丈夫出國,但他想去看看世界,並把他們的孩子送進好學校,讓他們成為軍隊中的高級軍官。

「我並無太多的歡喜或失落。他雖然不在這裡,但他離開是為了我們未來過上好日子。」她說。

尼泊爾衛生與人口部高級公共衛生官員比姆·普拉薩德·薩普科塔(Bhim Prasad Sapkota)十分擔心人口外遷對該國人口結構的影響。人口年增率已從2011年人口普查時的1.35%降至2021年人口普查時的0.92%,這是1911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來的最低水準。總生育率也從2011年的2.6降至2022年的2.1,儘管根據2022年尼泊爾人口與健康調查,15至49歲已婚婦女使用現代避孕措施的比例在同一時期一直維持在43%。

比姆·普拉薩德說:「年輕人口的外遷不僅影響了生育率,也影響了經濟和社會發展。這是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和民間社會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Bhim Prasad
尼泊爾衛生和人口部官員比姆·普拉薩德·薩普科塔(Bhim Prasad Sapkota)也擔心人口外遷對留守老人的影響。他表示,尼泊爾的衛生系統尚未做好應對老化的準備。 Anand Chandrasekhar / SWI swissinfo.ch

根據《2022 年尼泊爾勞務移民報告》,約7.4%的尼泊爾人居住在國外,但這數字並不包括非正規移民以及那些無需政府正式勞工許可的赴印度移民。2021年的人口普查結果最接近真實情況,該普查顯示23.4%的家庭有一名家庭成員居住在海外。

「我們的村莊沒有年輕人,只有老人和幼兒。在尼泊爾的77個大區中,有14個面臨人口赤字,」曾在聯合國婦女署和尼泊爾政府工作過的沙魯·喬希說,「現在 只有6%的人口生活在山區,相比之下,40%的人口生活在丘陵地區,54%的人口生活在平原地區。」

外部内容

她說,在十年內戰期間,每天約有200人離開這個國家,但在相對和平穩定的今天,外流人數已增加到每天3000人。這些數字並沒有反映出年輕男性面臨的社會壓力,即他們必須背井離鄉到國外勞動。

「家庭之間存在某種競爭,看他們有多少男性家庭成員在國外工作。出國勞動被認為更有男子氣概,而那些留在家鄉的人則被認為不像男子漢,因為他們不願冒險一搏。」沙魯說。

留守婦女也可能在社區裡被人評頭品足。2019年由瑞士發展與合作署資助的一項研究調查了薩普塔里區和達尼沙區的1’000多名移民勞工的妻子,發現她們更有可能被懷疑揮霍丈夫的血汗錢或有婚外情。然而,進行這項研究的尼泊爾社會與環境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當地幾乎沒有發現這方面的證據。

研究報告的作者指出:「總共只有三起婦女發生婚外情的案例,即使丈夫沒有出國勞動,她們也會發生婚外情。但這些故事被放大,並以不同的形式傳遍了整個地區,不斷有人傳播謠言,有人聽信謠言。」

報紙上的文章在趣聞軼事的基礎上,不斷添油加醋,塑造了移民勞工妻子的負面形象。這造成了夫妻之間普遍的不信任感。

「並不是每個出國勞動的人都能成功。有些男人和女人會有二次婚姻(在尼泊爾,這是離婚的委婉說法),」店主雅蘇達說。

不只是錢

雅蘇達商店的對面是米蘭妮·拉瑪(Mirani Lama)開的一家餐廳。她的丈夫與雅蘇達的丈夫在杜拜同住一間房間,做著同樣的工作。米蘭妮必須打理繁忙的生意,還要照顧兒子和家庭。

她說:「一個人經營餐廳並不容易,但幸好有我的哥哥和姐姐支持我。」

Mirani
米蘭妮·拉瑪的丈夫因為要考取新的駕照,頭四個月無法從迪拜給她寄錢。她建議準備出國工作的人在離開之前提升並更新自己的技能。 Anand Chandrasekhar / SWI swissinfo.ch

米拉妮的家庭需要來自杜拜的匯款。她的丈夫每月向她的帳戶匯款9.2萬尼泊爾盧比。官方記錄顯示,2021年尼泊爾海外勞工匯回國內的匯款總額為1.06兆尼泊爾盧比,相當於尼泊爾國內生產毛額的23.8%。在尼泊爾,關於勞工移民的大多數討論都圍繞著移民的匯款展開,這一點也不足為奇。然而,最近人們也開始反思將如此多的年輕人送到國外工作的社會成本。例如,2021年人口普查顯示,17.1%的兒童成長過程中缺乏父親的陪伴。

政府官員比姆·普拉薩德(Bhim Prasad)說:「在匯款的支持下,移民勞工家庭可以獲得更好的醫療和教育。但由於父親不在身邊,他們的生活方式並不理想,這對孩子 的成長、發展以及社交能力都產生了不利影響。」

這位官員希望政府提出一些干預政策,鼓勵那些在外國累積了知識和技能的尼泊爾人回國創業,直接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追根究柢,只有當回國人員及其妻子感到在尼泊爾比在卡達或馬來西亞更有前途時,才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

自2011/2012年以來,尼泊爾外國就業部已更新了180萬份勞務許可,大多數尼泊爾人似乎更希望再次出國工作。國際移民組織2021年對尼泊爾的新冠疫情評估報告顯示,64%因疫情回國的人希望再度出國工作。

鑑於海外匯款對尼泊爾經濟的重要性,政府允許勞工在目的國的尼泊爾大使館更新勞務許可(最多兩次),甚至可以線上辦理勞務許可續期手續,從而簡化了審批流程。

沙魯說:「雖然國家正依靠海外匯款發展,但政治人物們卻說他們不希望民眾背井離鄉,希望勞務移民回到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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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里布萬國際機場登機口附近,一名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移工給家人最後一通電話。 Anand Chandrasekhar SWI swissinfo.ch

對於瑞士資訊在丹達貢村採訪的兩個家庭來說,他們對未來有著不同的展望。 雅蘇達的丈夫明年就40歲了,半年後將從杜拜返回家鄉。她不希望丈夫再次離開家庭去杜拜,但她知道如果他身體狀況尚可,她很難說服他留下來。

她說:「國內並非沒有前途,但如果一切照舊,他可能還是會選擇再次出國。」

米拉妮的丈夫十個月後回國。 她期待著丈夫的歸來,因為他們一起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

她說:「我們已經達成一致意見,他不會再出國工作了。相反,我們計劃擴大餐廳規模。」

(譯自英文:瑞士資訊中文部,編者:Marc Leuteneg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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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報導得到了瑞士EQDA(「放眼四海」-Looking Beyond)計畫的大力支持。 在瑞士發展與合作署的支持下,該計畫每年都會組織瑞士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記者進行交流。 2023年的主題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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