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死亡成为选择：瑞士青年要求公开谈论安乐死
众所周知，瑞士是少数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之一，而且近些年安乐死事业出现呈蓬勃发展的趋势，但围绕这一话题，瑞士却一直在避重就轻，最起码今年召开的青年议会会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后与会的瑞士青年们呼吁在学校开设安乐死课程。
如今，瑞士85岁以上自杀结束生命的人数与25年前相比增长了3倍，究其原因，主要是安乐死的合法化。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瑞士每20个死亡的人中就有1人是通过协助自杀(安乐死)死去的。
对于伯尔尼青年议会来说，面对这样的发展态势，政治家们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瑞士青年议会每年举办一次，约200名年龄在14-21岁、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少年，能够通过这次会议在国家层面提出自己的诉求。
在为期数天的会议中，他们讨论各类议题并拟定诉求，针对这些诉求，与会者在联邦议会国民院大厅以“青年议会”的身份进行表决-随后，这些要求将以请愿的形式提交给国民院主席团。
当至少有一名议员采纳这些要求，并以动议形式提交至国民院或联邦院时，该要求才会成为正式的政治程序的一部分。
外部内容
今年的青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提议，要求针对安乐死话题进行深入解析，并为提高认识进行宣传。他们建议：在学校开设研讨班或举行安乐死主题周活动。
在青年议会的会上讨论中，年轻人们针对”安乐死的宣传不仅应涉及法律和情感方面的影响，还应从伦理上做出分析“这一内容展开了争论。
一些年轻人担心，这会给学生们带来价值观的误导。
然而在投票中，青年们还是决定不取消这部分内容。最后以138票:12票的结果，将这项提议递交了联邦议会。
担心“维特效应”
而至于这个话题是否适合在年轻人中讨论，参加青年会议的与会者们只涉及了一些皮毛。长期以来，科研人员一直在调查，有关自杀话题在年轻人中，会产生促进还是预防的效果-即维特效应(Werther-Effekt)或帕帕盖诺效应(Papageno-Effekt)。
专家们对青年议会的这一提议持谨慎态度。瑞士预防自杀伞式组织Ipsilon的联合主席安雅·吉兴-麦莱特(Anja Gysin-Maillart)表示，该组织不建议将安乐死话题纳入教学计划。
2025年的青年议会会议回顾，有关协助自杀的讨论始于5:20：
外部内容
自杀预防这一话题在学校是一个敏感话题。吉兴-麦莱特说：”瑞士没有具体从预防和教育角度规范安乐死的法律条款，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话题不适合成为学校授课内容。”
该组织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自杀预防法，并在条款中涉及到安乐死。
教师协会制定明确的条件
瑞士教师联合会(LCH)对此也持保留态度。在课堂上针对安乐死进行讨论，需要有明确的先决条件：符合年龄的教学；以预防为主；提供青少年紧急救助机构的联系方式；使用适合的授课语言；及时通知家长以及选用受过专门培训的教师和专家。
该组织将初中初级阶段作为最早的可能时段；而初中高级阶段，即15岁左右，才适合深入讨论安乐死话题。
瑞士的担忧
鉴于这些阻碍，青年议会的这一提议，议会估计不会采取具体行动。
然而，青年会议的这一要求，显示出这一话题在瑞士引起了广泛担忧。在瑞士，围绕安乐死的辩论并不多，最近一次是因”自杀胶囊”引发的讨论。虽然这次风波带来了两项有关安乐死的议会动议，但议会最终依然按兵不动，认为没有加强安乐死管制的必要性。这也是多年来，瑞士政客们的一贯态度。
从法律上讲，安乐死在瑞士享受非常宽泛的法律框架。只有当有人出于自私的目的为他人实施安乐死时，才会受到惩罚。法律上也不要求接受安乐死的人必须患有绝症，或已成年。
安乐死组织和医学界在实践中为安乐死规定了一些范围，相关指导方针由瑞士医学科学院(SAMW)制定。
根据这些方针，接受安乐死的人：必须有判断能力；死亡的愿望必须由自身决定。此外，还必须深受无法忍受痛苦的折磨；并已尝试过其他医疗手段进行治疗，但并无疗效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
青年会议在一份附加文件中指出，这些方针政策出自私人机构，这一事实本身就成问题，文件中还列举了更多其他问题。
其中提到安乐死的逐步正常化对那些需要全面照顾的人造成的无形压力。
正如一位出席青年会议的与会者所说，“老年人怎样接触到协助自杀”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深具伦理性。
走向自杀文化？
前苏黎世司法局长马库斯·诺特(Markus Notter)将这些问题带来的负面形象描述为 “自杀文化”。他曾在2000年代尝试对安乐死进行监管，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当时，联邦委员会也提出了两部规范安乐死的法律草案，但最终也无疾而终。
无论如何，青年议会这次的举动，向瑞士政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瑞士必须就安乐死表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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