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移民驱逐反对者能从瑞士学到什么？

移民在教堂被带走、在医院被逮捕、在学校门口被羁押——这正成为美国移民执法的日常。但美国选民是否真的支持这样的驱逐突袭？这一争议不仅关乎移民，也触及民主如何界定国家权力的边界。

历史学家劳伦·斯托克斯(Lauren Stokes)将视线转向瑞士，其直接民主机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样本：当驱逐移民成为政治议题时，民意是如何被塑造、试探，甚至发生逆转的。

自2025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他兑现了竞选承诺，启动大规模驱逐行动，且显然乐在其中。尽管官方声称他们拘留的是“最恶劣的罪犯”，但记者和研究人员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被拘留者此前并无犯罪记录——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唯一的“罪行”似乎只是违反了移民法。由此看来，此举的核心意图似乎在于：尽可能多、尽可能公开地驱逐移民。

现任政府推翻了此前避免在敏感场所(包括教堂、医院和学校)执法的指导原则。逮捕行动发生在从托儿所到入籍听证会等各种场合。官方和非官方对这些事件的拍摄和记录，让美国公众直面驱逐执法的残酷现实。

詹姆斯·施瓦岑巴赫的动议

美国选民真的投票支持了这些做法吗？检验这一假设并不容易，因为美国的投票行为对具体政策的反映相对有限。

瑞士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有助于理解民主国家如何在驱逐政策上建立共识。

瑞士的全民公投制度赋予选民对驱逐政策的直接决定权。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70年6月，当时瑞士政治人物詹姆斯·施瓦岑巴赫(James Schwarzenbach)提出一项动议，要求瑞士的外国人比例不得超过10%。尽管方案细节模糊，但若获得通过，估计将有约35万人被迫离境。

该公投吸引了75%的有选民资格的民众参与投票(当时仅男性拥有投票权)，最终54%的人投票反对该提案。这项动议只要求设定人口上限，并未讨论具体执行方式。施瓦岑巴赫本人声称，关键在于促使大多数相关外国人“自愿离境”。由于动议未获通过，国家从未真正尝试推动“自愿”离境，也未曾检验其可行性或界限。

“自愿离境”的可疑说法

“多数外国人会自愿离开”的说法本身就站不住脚。首先，当时瑞士的居留条件本已相当严苛。瑞士虽然在多个行业招募外籍劳工，但其居留身份高度不稳定，例如禁止“季节性工人”的子女移民。

尽管大多数父母将孩子留在母国，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未经许可将子女也带来了瑞士。 1949年至1975年间，估计约有5万名儿童作为“合法居留者的非法子女”生活在瑞士。成千上万的父母宁愿冒险做出这样的选择，也不愿离开瑞士，这本身就反映了移民处境的异常艰难。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留下来了。施瓦岑巴赫又能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恶化到什么程度呢？

类似的公投在1974年和1977年再度上演。支持者继续强调其措施的“自愿性”。在一次支持公投的演讲中，右翼政治人物瓦伦丁·厄恩(Valentin Oehen)抱怨媒体在报道遣返问题时夸大其词：“……不是要把40万外国人遣返回国或驱逐出境，媒体为什么不能写：允许40万外国人回到家乡。毕竟有机会的话，人们通常都乐意回家。”这两次公投均以更大差距被否决-自1971年起，女性也参与进投票，并反对该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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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航空执行的驱逐行动

尽管瑞士选民拒绝了严格的外国人口上限，驱逐出境措施却在幕后却逐渐常态化。历史学家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描述为瑞士驱逐政策的“范式转折点”。1982年起，国家开始系统追踪并数字化统计驱逐数据。随着驱逐目标从有犯罪行为的外国人转向被拒绝的寻求庇护者，庇护机构与外国人警察部门开始展开协作。同时，政府还针对被认定构成威胁的个人，引入了驱逐前羁押制度。

瑞士航空(Swissair)执行了大量驱逐任务；持有该公司股份的州甚至可以预订折扣驱逐机票。尽管部分民间团体对此表示反对，但每当驱逐行动公开曝光时，右翼政党往往从中获益。1985年11月，瑞士首次以包机方式实施驱逐。记者揭露此事后，联邦司法部发布声明为行动辩护——这令庇护倡导者震惊，却也让右翼政客有理由主张更强硬的驱逐政策。甚至有人对他们认为“对驱逐不够强硬”的政治人物发出死亡威胁。

我的学术研究关注移民史，而我目前的书稿聚焦国际民航史，特别是从乘客视角出发，包括非自愿乘机者即被驱逐者。20世纪80至90年代，北美和西欧国家利用航空业提升驱逐能力，同时尽量避免引起公众关注。

瑞士人民党公投

20世纪90年代，瑞士人民党将庇护与移民议题政治化，崛起成为瑞士最大政党。该党发起了一系列与移民相关的动议，其中两次直接涉及驱逐政策。2010年，人民党提出一项“自动驱逐”提案，要求对犯有暴力犯罪或滥用福利的外国人强制驱逐。宣传支持该公投的海报描绘了白羊将黑羊踢出瑞士国旗的画面。宣传材料还虚构了一些人物，引导选民防范具体的外来威胁，例如“伊万·S，强奸犯——即将成为瑞士人？”或“伊斯米尔——福利欺诈者”等。这些虚构的姓名与照片使用了针对中东和东欧男性的颇具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最终，该提案以52.9%获得通过。

2016年，人民党再次发起驱逐公投，提议对十年内犯有两次轻微违法行为(如持有大麻、商店行窃或超速驾驶)的外国人实施自动驱逐。该提案仅获得41.1%的支持而被否决。议案反对者成功说服多数选民，认为这种国家强制措施过于严厉。

政府营造驱逐行动的庆功式宣传

不同于瑞士人民党在公投中主要依赖虚构宣传材料，特朗普政府正在基于真实的驱逐行动制作宣传内容：白宫社交媒体账号分享驱逐航班的庆功式画面，移民执法人员拍摄执法过程，用于制作带有民族主义的宣传片，以鼓励公众申请加入他们的队伍。

作为历史研究者，这一切令我困惑。我的大量档案资料来自反对驱逐的公民团体，他们曾经坚信揭露驱逐行动的运作方式会引发更多反对的声浪。这些资料讲述的是一场围绕“可视性”的持续斗争：政府试图隐藏驱逐行动，而活动人士则试图使其曝光。

目睹美国在21世纪不断扩大驱逐能力、并为此沾沾自喜时，我心里一直有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我所研究的那些公民社会活动者当年的判断可能有误，至少并不完全准确。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大量制造“可见的画面”来控制公众的关注焦点——这些画面通常是他们希望公众看到的内容，比如那些可以被称为“最恶劣罪犯”的人被逮捕和拍照——从而让公众对其仍希望遮蔽的现实逐渐麻木。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人员在街头被抓捕、载满移民的飞机起飞的画面，但拘押过程的残酷程度以及机舱内的真实状况依然是一个黑箱。而最不透明的莫过于被驱逐之后的生活。

驱逐行动是否获得民主多数支持？

尽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当前升级的驱逐政策，但随着特朗普政府进入执政第二年，驱逐升级的趋势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大规模驱逐的公开展示，是特朗普少数能够兑现的竞选承诺之一，即使他改善普通民众生活的承诺越来越空洞。

瑞士的公投经验能为我们理解驱逐政策的民主共识提供哪些启示？首先，最简明的结论是：确实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形成支持驱逐的多数，但这种共识既能形成，也能瓦解。在两组系列公投中，对外国人实施大规模驱逐的支持率在首次投票时最高，随后逐渐下降。其次，瑞士选民似乎能够区分他们希望因何种罪行驱逐外国人。

人民党在承诺驱逐“最恶劣罪犯”的公投中获胜，但在试图扩大驱逐权力至仅犯有交通违法、轻微盗窃或移民违规的外国人时遭遇失败。驱逐政策的反对者成功论证，这些外国人仍是公民社区的一部分，不应遭到驱逐。

(编辑：Benjamin von Wyl/ts，编译自英语：樊桦/gj)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瑞士资讯swissinfo.ch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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