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藥研發成本為何節節攀升？

2024年，全球20家最大生物製藥公司將一款新藥從發現階段推進至上市，平均需投入22.3億美元，較2014年成長65%。 Dan Dunkley / Keystone

藥物研發向來成本高、風險大。如今，無論成本或風險，都明顯高於10年前。背後主要有三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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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Donald Trump)一再指責歐洲各國政府借美國的醫藥支出「搭便車」。他認為，美國市場創造的利潤為藥物研發與創新提供了資金，而這些創新最終惠及世界其他地區。

他也認為，歐洲應為創新藥支付更高價格，而不應一邊透過談判壓低藥價，一邊讓美國承擔更大​​比例的藥品成本。

瑞士資訊swissinfo.ch整理了相關數據，試著了解新藥研發成本為何越來越高，以及創新的真正來源究竟在哪裡。

2024年，全球20家最大生物製藥公司將一款新藥從發現階段推進至上市，平均需要投入22.3億美元，較2014年增長65%；若剔除通膨因素，實際增幅約25%。這項數據來自德勤《2025年生物製藥創新年度報告》。計算方法是將這些公司的研發總支出除以上市藥物數量，其中也包括所有失敗候選藥物所產生的成本。20家公司中，有12家的研發成本上升，可見成本壓力並非個別現象，而是整個產業面臨的共同難題。那麼，究竟是哪些因素不斷推高新藥研發成本呢？

藥物日趨複雜，推高研發成本

藥物研發向來艱難，而現今藥物涉及的生物機制愈發複雜，更讓研發難上加難，研究、實驗和生產成本也隨之上升。

數十年來，製藥業最暢銷的產品大多是結構相對簡單、可製成口服片劑的化合物，從他汀類藥物到止痛藥，均屬此類。

衛生經濟學辦公室主任阿曼達·科爾(Amanda Cole)對瑞士資訊swissinfo.ch表示：「如今，企業正越來越多地進入更複雜的領域，包括特殊藥物、基因治療，以及面向小規模患者群體的高度專門化療法。」

這類藥物包括用於癌症免疫治療的單株抗體，例如可瑞達(Keytruda，俗名：帕博利珠單抗)。其他例子還包括新冠病毒mRNA疫苗等RNA療法，以及細胞治療和基因治療。

科爾說：「這些藥物能為患者帶來實際價值，但也會造成棘手的科學和經濟挑戰。」過去，藥物通常針對科學界了解較充分的人體標靶。如今，藥物研發更有可能瞄準研究人員仍在逐步探索的生物學機制，例如與阿茲海默症相關的蛋白質錯誤折疊機制，或驅動某種罕見癌症的特定基因突變。這意味著，一種藥物在進入人體試驗前，往往需要經歷更長的研究週期，也意味著更高的實驗室研發成本。

目前，許多研發工作都聚焦於生物藥。這類藥物並非透過化學方法合成，而是由活細胞或生物體生產，例如胰島素以及許多現代抗癌藥物。由於這些分子對環境條件十分敏感，溫度稍有波動或生產過程污染，都可能導致整批產品報廢。因此，企業必須在每個環節投入大量資源，嚴格進行品質控制。由此增加的生產成本，最終也會計入整體研發費用。

醫療健康數據與研究公司艾昆緯(IQVIA)在《2025年全球研發趨勢》中指出，過去10年，各個臨床試驗階段的新啟動項目中，小分子藥物的佔比均持續下降，而生物藥和其他複雜療法的佔比持續上升。

臨床試驗要求趨嚴，成本上升

改變的不只是藥物本身。現今，臨床試驗規模更大、數據量更多，患者招募也越困難。美國塔夫茨藥物開發研究中心數十年來一直追蹤製藥業的發展。根據該中心估算，3期臨床試驗僅直接營運成本每天就高達約5.57萬美元。

現今的臨床試驗之所以規模更大、數據量更多，是因為試驗必須同時滿足三類對象的要求。監管機構希望獲得更詳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證據；保險機構和國家醫療衛生體係要求證明新藥物有所值，值得為之買單；最終開具處方和使用藥物的醫生與患者，也需要掌握充分的資訊。

2025年，一份典型的3期臨床試驗方案，也就是統籌整項試驗的總體規劃，平均包含19項終點指標。這些指標用來具體判斷藥物是否有效。塔夫茨的一項研究顯示，終點指標數量較2012年增加了30%。

不過，增幅最大的是每項試驗所收集的資料量。2012年，一項3期臨床試驗平均收集約92.9萬個數據點，包括血液檢測結果、影像檢查結果、患者報告的症狀和生命徵像等。到2025年，這數字已增加至近600萬個，達到原來的6倍以上。每增加一次切片或MRI檢查，或將試驗擴展到1個新的國家，都需要辦理更多審批手續，同時也會增加物流協調、試驗監查和資料​​管理等工作。

進行更大規模的臨床試驗，還只是其中一重挑戰。尋找合適的患者參與試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這同樣在推高成本。

隨著藥物的標靶性不斷增強，符合入組條件的受試者群體日益縮小。然而，每項試驗仍需招募足夠數量的患者，才能獲得具有統計可靠性的結果。

這項問題在癌症和罕見疾病領域尤其突出，而目前大量研發活動恰恰集中在這兩個領域。艾昆緯的數據顯示，腫瘤領域試驗目前佔全部臨床試驗的41%，2024年啟動的腫瘤試驗中，有74%評估的是罕見癌症用藥。以一種肺癌新藥為例，其試驗對象並非所有肺癌患者，而僅限於具有特定突變、處於特定疾病階段且生物標記特徵符合入組條件的患者。

受此影響，患者招募效率不斷下降。研究發現，在接受罕見疾病藥物試驗入組評估的族群中，81%最終被判定不符合入組條件；即使透過初步篩選，仍有一半以上未能進入試驗的隨機分組。為了找到足夠數量的合格受試者，企業不得不篩選大量患者，而且往往需要採用活檢、基因定序和生物標記分析等成本高昂的檢測手段。

當病患招募數量不足時，研究計畫往往需要做出調整，放寬入組標準或增設研究中心，由此觸發向監管機構重新申報等高成本流程，同時也會拖慢試驗進度。

失敗代價高昂，成功機率持續下降

藥物研發的成功率不斷下降，每一次失敗都代價不斐。德勤《2025年生物製藥創新年度報告》顯示，光是2024年，全球20家最大生物製藥公司就在最終被終止開發的藥物臨床試驗上投入了約77億美元。

Citeline與Biomedtracker對2014-2023年數據的分析顯示，一款進入1期臨床試驗的藥物最終獲批上市的機率已降至6.7%，創歷史新低，遠低於Citeline在2014年給出的一項廣受引用的估算值10.4%。最大的瓶頸出現在2期臨床試驗，成功率僅28%。即使進入周期最長、成本最高的3期臨床試驗，成功率也只有55%。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平均研發成本如此高。每一款成功上市的藥物都要分攤研發途中大量失敗計畫所產生的費用。同時，企業越來越多地將研發重心轉向生物機制尚未被充分認識、治療難度也更高的疾病領域，這進一步增加了失敗的風險。

羅氏為治療阿茲海默症開發的甘特魯單抗(gantenerumab)，充分說明了一次研發失敗可能付出多麼高昂的代價。該藥於2014年首次在3期臨床試驗中遭遇失敗。此後，羅氏重啟研發項目，測試更高劑量，並進行了兩項新的全球3期臨床試驗，在30個國家納入近2,000名患者。2022年末，這兩項試驗再次宣告失敗。羅氏從未披露該計畫的全部成本，但兩項如此大規模的全球試驗持續運作多年，幾乎可以肯定耗資數億美元，而這些投入最終都不得不作為損失核銷。

無從核驗的研發成本

儘管新藥研發成本上升的整體趨勢已經十分明確，但單一藥物的研發成本依然難以核驗，因為製藥公司很少揭露開發某一種藥物究竟花費了多少。業界的大多數估算都是基於模型得出的平均值，而不同模型對於哪些支出應計入研發成本，往往採用截然不同的假設，包括實際現金支出、失敗項目產生的費用，以及資金因多年投入研發而形成的資本成本。

當討論焦點從研發成本轉向藥品價格時，透明度不足的問題最為突出。瑞士非政府組織「公眾之眼」(Public Eye)衛生政策主管帕特里克·杜里施(Patrick Durisch)表示：「這使監管機構無法核查一種具體藥物的定價能否以其研發投入作為合理依據。」

瑞士保險公司赫爾薩納(Helsana)的塞韋林·施圖德爾(Severin Studer)認為，儘管瑞士現行定價體系在醫保報銷方面，並不正式以研發成本為依據，但提高研發成本透明度，仍能讓主管部門在藥價談判中掌握更多籌碼。

藥物研發企業選擇不公開這些數據，自有其合理考量，包括資訊涉及商業競爭、可能帶來法律風險，以及共用成本難以在不同產品之間合理分攤。然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一場關乎重大公共利益的討論始終缺乏關鍵依據。不斷上升的研發成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藥價上漲具有合理性，由於缺乏產品層面的具體證據，這一問題至今難有定論。

中國新藥研發成本

中國新藥研發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整體投入依然龐大，但研發效率和單位成本相較歐美仍具優勢。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以快速跟進型單株抗體專案為基準測算，中國專案從藥物發現到上市約需123個月；以全生命週期折算，內部人力與材料各佔研發成本25%，外包佔20%，研究中心及受試者費用佔20%，管理和基礎設施等間接費用佔10%，而跨國藥廠完成一項成功生物藥研發的平準化成本約為中國企業的2.7倍。

臨床試驗是形成成本差距的重要環節，保時捷諮詢估計，中國臨床試驗的直接執行成本比歐美低30%至40%。資料來源：保時捷諮詢《Pharmaceutical Executive》列舉的非小細胞肺癌3期試驗案例顯示，單名受試者直接成本在中國約為2.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7.2萬元)，在美國約為6.9萬美元(約合人民幣47.4萬元)。

成本優勢並不代表企業投入很小。恆瑞醫藥2025年研發支出達87.2億元，佔營業收入27.6%，當年共有7款1類創新藥核准；截至揭露時，公司有100多項自研創新產品處於臨床開發階段，並在進行400多項臨床試驗。

信達生物2024年研發費用為24.998億元，全年營收為94.219億元，研發費用約相當於營收的26.5%，顯示已進入商業化階段的創新藥廠仍需維持數十億元研發投入。

隨著產品走向海外，研發成本仍會進一步增加。2025年，中國總部申辦方所進行的臨床試驗中有88%僅在中國進行；面對歐美監管機構對多區域臨床數據的要求，企業還需承擔全球多中心試驗、海外註冊和國際化團隊建設等增量成本，相關人才短缺也在推高招聘成本並拖慢項目執行。

(編輯：Nerys Avery/vm/ts，編譯自英文：中文編輯部/xy，繁體校對：盧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