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改革药品定价规则，制药商重新评估欧洲市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承诺，要把美国药价压低到与其他富裕国家相同的水平。 Keystone-SDA

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最惠国”药品定价政策已在欧洲引发震动。面对这一变化，各大制药企业纷纷设法守住利润空间。

随着特朗普“最惠国”(MFN)药品定价行政令签署将满一周年，这项原本旨在压低美国医疗成本的政策，已不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保护主义威胁。该行政令要求制药企业向美国消费者提供与其他富裕国家相同的药价，如今已开始真正发挥效力。

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已有约16家制药企业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保密的“最惠国”药品定价协议，其中包括瑞士制药巨头诺华(Novartis)和罗氏(Roche，通过其美国子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根据协议，这些企业可在未来3年内获得关税豁免，同时承诺将新药价格与一组参考国家中的最低价对齐，这组国家中包括瑞士。部分企业还同意增加对美国研发和制造环节的投资。过去一年中，制药企业承诺在美国投资超过3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21万亿元)。

特朗普政府也在推动“最惠国”药品定价从自愿协议走向制度化，计划通过3种模式将其纳入政府主导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而每一种模式所采用的参考国家范围略有不同。今年2月上线的处方药网站TrumpRx.gov目标是把“最惠国”药价直接提供给美国消费者，这也进一步抬高了博弈的风险。若企业不能提供最低价格，就有可能被排除在这个备受瞩目的平台之外。

面对这一局面，一些企业表示将推迟甚至完全取消在欧洲国家的新药上市计划。由于欧洲国家的药价长期显著低于美国，药企宁愿失去整个市场，也不愿因欧洲定价过低而导致美国市场收入锐减。另有企业警告称，除非欧洲各国政府提高愿意支付的价格，否则将削减在欧洲的研发投入。

高风险博弈

尽管“最惠国”药品定价政策将如何落地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但专家表示，欧洲必须认真对待这一政策。

英国咨询公司Lightning Health的詹姆斯·怀特豪斯(James Whitehouse)表示，“最惠国”药价政策会长期存在。怀特豪斯在3月初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欧洲最大规模药品定价专家会议“证据、定价与可及性大会”上指出，美国政治如今正在左右其他国家的国内卫生政策。他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表示，这将对欧洲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对商业决策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大多数大型制药公司而言，美国市场至少贡献了一半收入，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药价高企。品牌药在美国的价格可能比其他工业化国家高出4倍。

瑞银(UBS)分析师在2025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美国药价下调将显著侵蚀制药企业的营收和利润。分析师依据2024年通过联邦医疗保险销售的前50大药品以及预计到本十年末将跻身畅销药之列的10种新药估算，大型制药公司在2028年的净利润可能因此受到8%的冲击。

制药公司和行业组织如今正描绘出一幅严峻图景：如果欧洲药价不上调，用来弥补美国收入减少带来的损失，那么欧洲的药品可及性将进一步恶化，获得的投资也会减少。

总部位于美国的制药巨头辉瑞(Pfizer)是全球销售额排名前三的药企之一，也是首家签署“最惠国”药品定价协议的公司。辉瑞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Albert Bourla)今年1月在摩根大通医疗健康大会上表示，如果只能在把美国药价降到法国水平和停止向法国供货之间二选一，“我们会停止向法国供货”。

英国全球市场准入顾问尼尔·格鲁伯特(Neil Grubert)表示，甚至在“最惠国”药品定价政策宣布之前，业界就已经对欧洲的定价环境提出强烈批评，认为这一体系未能体现药品价值。与美国和中国相比，欧洲在全球研发投资中的占比已经下滑。如今，特朗普总统也在向欧洲各国政府施压。

对于瑞士和丹麦这类富裕但规模较小的参考国来说，风险尤其高。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制药产业，但市场议价能力相对有限。

去年7月，罗氏(Roche)因与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局的药价谈判破裂，将抗癌药Lunsumio从瑞士的医保报销药品名单中撤下。患者仍可通过一项特殊的慈善计划获得该药，但该药物及其价格并未列入瑞士医保报销清单。罗氏发言人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Lunsumio在瑞士的撤市与美国政策无关。

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安进(Amgen)也是签署“最惠国”药品定价协议的企业之一。该公司近期以“全球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为由，将降胆固醇药物Repatha从丹麦市场退市。当地媒体推测，此举背后是“最惠国”药价政策带来的压力。2025年10月，安进已在美国将该药价格下调60%，并称该价格已降至发达经济体(G7)中的最低水平。

巴塞尔的卫生经济学家兼市场准入顾问伊丽莎白·布罗克(Elisabeth Brock)表示：“一些公司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在美国定价确定之前，不要在其他国家推出创新药，以免拉低美国市场价格。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定价，美国就没有可供比较的对象。”

财政紧缩的影响

在特朗普在大西洋彼岸施加压力之际，欧洲各国政府也面临国内层面的财政掣肘，这使得提高药价变得困难。包括瑞士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卫生主管部门，正试图控制过去十年间大幅攀升的医疗成本。

在少数几种高价新药的推动下，2024年瑞士基本医疗保险的药品支出达到创纪录的94亿瑞郎(约合人民币831亿元)，较2014年增长64%。

这促使各国要求药企提供更充分的定价依据。目前，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求进行卫生技术评估，以判断一种药物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一些在美国被广泛使用的药物，因评估结果显示其疗效不足以证明其价格合理，而遭到部分欧洲药价监管机构拒绝。

布罗克表示，制药公司称它们想要更高的药价，但在欧洲，它们必须证明药物确实值这个价。这种定价方式也使欧洲各国政府难以“一蹴而就”地提高药价，尤其是在面临公众压力的情况下。

去年11月，内政部长伊丽莎白·鲍姆-施奈德(Elisabeth Baume-Schneider)在接受瑞士德语广播电视台SRF采访时表示：“瑞士民众不能也不应该被迫用自己的医保保费来为美国的药价埋单。”

英国政府去年同意，到2035年将新药价格提高25%，这是其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以避免高额进口关税的一部分。但制药公司表示，这仍不足以缩小与美国药价的差距。

欧盟还面临其他压力。欧盟正在实施去年12月出台的新药品法规，该法规的目标之一是改善27个成员国的药品可及性。法规要求，制药公司必须向任何提出需求的成员国供应药品，否则就将立即面临仿制药或生物类似药的竞争。这也意味着，如果一家公司在欧盟任何一个国家推出某种药物，它就可能被迫在“最惠国”药价政策下的参考国同步上市该药。

“最惠国”药品定价政策还可能打乱欧洲各国政府沿用了数十年的做法，即围绕药品标价与药企谈判保密折扣。格鲁伯特表示，药品标价最高可能比实际支付价格(即净价)高出70%。

但如果美国要求掌握净价信息，继续对净价保密将变得更加困难。

归根结底，在“最惠国”药品定价机制下，无论是美国患者还是欧洲患者，都无法保证处境一定会改善。如果药企不在欧洲上市药物，欧洲患者就可能面临无药可用的局面，而美国患者则会承担更大比例的创新成本。与此同时，最惠国药品定价机制本身也没有任何安排能够阻止企业通过进一步抬高美国药价来弥补其在欧洲损失的收入。

如果欧洲各国政府提高药价，将使许多主要依赖公共资金支持的医疗体系承受更大压力，也可能挤压其他医疗服务的预算。患者很可能不得不通过更高的自付费用来承担这部分成本。

欧洲抗癌联盟的政策主管托玛·米卡劳斯凯特(Toma Mikalauskaite)表示，许多人将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她说：“在患者已经面临治疗延误和药品短缺的情况下，提高药价将导致部分癌症患者无法获得他们迫切需要的治疗。”

中国与欧美药价对比

从整体水平看，中国的药价通常明显低于美国，也普遍低于不少欧洲高价市场，但不同药品类别之间差异很大。

针对中国的跨国比较研究则发现，在纳入比较的15个国家中，中国经国家谈判后的创新药价格到2022年已处于最低组别，而美国始终位于最高端，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市场也明显高于中国。

中国药价之所以整体更低，核心在于医保谈判和集中带量采购把政府购买力转化成了直接的压价能力，而欧美尤其是美国在专利药上对企业保留了更高的定价空间。

路透报道显示，2021年中国新一轮国家医保谈判中，67种药品平均降价61.7%后才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前一年超过100种药物的平均降价幅度也在50%左右；另一篇2025年的路透报道指出，中国自2018年推出集中带量采购后，已经把这一机制扩展到全国，虽然这压缩了药企利润，但企业仍会为了大规模医院销量继续参与投标。

(编辑：Nerys Avery/vm/ts，编译自英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