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為何正失去它的「中國專家」？

中國發布的一系列新法律，使當局得以對持有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資訊的外國研究人員展開調查。 EPA / How Hwee Young

隨著中國對海外相關研究的控制步步收緊，包括瑞士在內的海外社科學者正面臨研究空間嚴重受擠壓的困境。面對難以涉足的實地研究與日益嚴實的學術審查，瑞士的中國學者呼籲，政府應盡快在政策與資源上提供更多實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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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蘇黎世大學高級講師西蒙娜·格拉諾(Simona Grano)將她的研究重點從中國和台灣的環境治理轉向了兩國關係。

在該校設立台灣研究計畫後的第二年，她開始有意識地逐漸減少與中國方面的接觸。

「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像我這樣的研究人員已無法像二十年前那樣，在沒有嚴格監控或提前報備的情況下公開提問，或者直接約見受訪者以及中國的學術合作夥伴，」她告訴瑞士資訊swissinfo.ch。

「在中國，包括我的學術同行和教授在內的人都變得更加謹慎、保持緘默，不太願意與外國人交談，除非(我們這些外國社科學者所從事的)研究項目得到大學方面重大科研項目的支持，或者我們的研究主題不涉及那些被中國官方視為’敏感’的議題。」

瑞士資訊swissinfo.ch訪問了多位來自瑞士不同大學、從事中國相關研究的社會科學者。

受訪的學者們坦言，如今的中國研究已然變成一片「雷區」。這迫使瑞士學術界不得不改變原有的研究方法，以及與中國同行的互動方式。儘管美、澳、英等國也面臨類似困境，但瑞士的現狀尤其令人擔憂：受訪者指出，中國已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華研究愈發不可或缺，然而瑞士政府給予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的支持卻微乎其微。

轉折點

「轉捩點發生在2014年至2015年。」弗里堡大學( University of Fribourg)專門研究冷戰時期中瑞關係的高級研究員阿麗亞娜·克努塞爾(Ariane Knüsel)表示。

這位自2005年起便開始研究中國的學者指出，在此之前，中國學術界的整體氛圍是相對「開放且友善的」。

雖然彼時某些議題在中國官方層面屬於禁忌，例如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或西藏的人權議題，但在實際操作中，外國社會科學研究學者通常仍能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和學術交流活動。

學者指出，2012年習近平就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兼國家主席後，情況發生了轉變。自那時起，中國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強對外國組織和個人監控的法律。這些規定所針對的對像也涵蓋了從事中國研究的外國學者。

法律縱覽

2014年，中國通過了經修訂的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一年後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隨後，中國又相繼推出了一系列關於資料存取及管理的綜合性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自2021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料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資訊保護法》，以及於2025年正式生效的《網路資料安全管理條例》。這些法律對資料（包括科研資料）轉移到中國境外-即所謂的「資料出境」-施加了嚴格限制；它們通常還要求針對資訊提供進行安全評估或其他合規審查，尤其是涉及「重要資料」或「核心數據」時。

這些法律規定，外國研究人員在收集研究資料時，若被認定持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敏感資訊」，可能會受到中國當局的調查或拘留。一個曾在學術界引發強烈震盪的著名案例，是2019年日本北海道大學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教授巖谷將(Nobuo Iwatani)在北京進行學術訪問期間突然被中國國家安全部門拘留。理由是在他居住的賓館內「查獲其蒐集的涉及中國國家安全秘密的歷史資料」，而有媒體稱，被現場查獲的其中一本涉及上個世紀國民黨歷史的所謂「禁書」，是巖谷將此前從北京一家正規書店合法購買的外部链接。

2023年，中國最大的學術論文資料庫-中國國家知識基礎設施工程(簡稱「中國知網」)宣布，將暫時停止向海外用戶開放部分數據集的訪問權限，被禁的數據包括所有博士和碩士學位論文、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及中國統計年鑑-但未說明該禁令將持續多久。

不僅如此，許多學術論文、學位論文以及中國的人口普查數據，在發布前都會經過當局的預先審查，以刪除「敏感」資訊和統計數據，例如部分涉及中國少數民族的內容。

這些措施為海外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帶來了直接影響，使得他們取得數據變得更加困難。

持續的收緊和打壓對中外學術界都造成了嚴重影響：獲取中國境內的數據變得愈發困難；在中國進行實地田野調查受到種種限制；不少外國學者被迫調整研究方向，以避免觸發中國的警戒線；許多學者不得不開始進行自我審查。

難以取得資料

「自2014年以來，中國的一些檔案館-比如外交部檔案館，就已經不再允許(國外)歷史學家查閱部分、甚至絕大多數檔案了。」來自弗里堡大學的克努塞爾表示。

身為歷史學家，她表示自己需要接觸和研究中國歷史的各個層面，當然也包括那些中國政府認為有必要審查的內容。

她的研究涵蓋了諸如中國在瑞士的間諜活動史、天安門事件以及「大躍進」(註：中國在1958年至1962年間推行的一場以快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為目標的全國性運動，結果導致嚴重經濟失衡和大規模飢荒)等課題。

 「對於中國學者及其家人來說，與我討論被中國官方界定為『禁忌』的特定話題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而我的研究中正涉及其中幾個話題。」克努塞爾坦言：「我必須極其謹慎，以免暴露他們的身份、給他們帶來風險。」

在處理由中國學者提供給她的二手資訊時，這位瑞士歷史學家也常常陷入兩難。

作為一名研究學者，她理應對收集到的所有資訊進行事實查核- 核實這些資訊的真實性、準確性。然而現今，隨著願意與之溝通的人日益稀少，科學研究所必需的調查核實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她解釋道：「在發表研究成果時，我必須聲明：這些資訊是由他人轉述給我的，但我無法獨立驗證其準確性。」

自我審查並不僅限於中國

瑞士資訊swissinfo.ch訪談的部分研究人員表示，中國營造的這種氛圍已經在跨越學術界、在整個中國社會中產生了一種「寒蟬效應」。如今，這種效應已悄悄蔓延至中國境外，影響了許多國家的學術界。

「有時候(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會在看似隨機、卻毫無理由、沒有明確解釋的情況下被(中方)拒絕入境。」巴塞爾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員菲利普·吉魯什(Filip Jirouš)說道。他提到，他的一些同事在中國機場遭到國安人員的盤問，或在中國逗留期間被「請去喝茶」-這是一個常用來描述中國當局召喚某人進行非正式審訊的委婉說法。

2021年，聖加侖大學的一名前瑞士博士生在X(前身為推特)上發表了批評性推文，指責中國政府最初對新冠疫情的掩蓋行為、在新疆對維吾爾族少數民族的鎮壓，以及習近平本人。

隨後，他收到了當時指導他的博士導師發來的電子郵件，稱她收到了「來自中國方面表達強烈憤慨情緒的郵件」。導師告訴他，此事甚至可能影響導師本人今後赴中國的簽證。根據瑞士媒體《新蘇黎世報》當時的報道，導師隨即終止了對這位博士生的指導關係，並警告他必須「立即收斂政治言論」。

針對此事件引發的強烈社會回應，以及外界對該導師可能受到中國當局施壓的懷疑，聖加侖大學成立了兩個工作小組，調查中國方面是否對該導師的研究和教學予以干預。最終出爐的兩份調查報告均認定：沒有發現外部干預的跡象。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中國方面的影響，」曾領導其中一個調查小組的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漢學家邁克爾·拉克納(Michael Lackner)教授在關於此案的最終報告中指出，「這種影響似乎只存在於那位博士生和那位教授的腦海裡。」

為了避免學術生涯停滯、並繼續進行研究，一些瑞士學者選擇更換研究主題或研究區域，不再聚焦於與中國大陸直接相關的議題。

來自巴塞爾大學的吉魯什指出，一些學者轉而關注中國地緣政治邊界之外的議題和群體，譬如台灣及海外華人社群。

還有一些社科學者調整了研究方法，從過去的面對面訪談和實地調查，轉向對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及其他公開文件的文本分析。格拉諾在她關於兩岸關係的最新論文中指出，她選擇分析中方官方講話，而非親自進行訪談。

合作減少

受訪者表示，中國針對海外中國研究的監控管制持續收緊所帶來的最直接後果之一，便是瑞士與中國社會科學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近年來顯著減少。

由於瑞士和中國均未發布兩國雙邊學術交流的統計數據，因此我們難以獲得精準的確切數據。此外，中瑞兩國間的交流計畫高度分散，一部分由各所大學獨立運作，另一部分則透過人員流動計畫、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SNSF)以及兩國之間的各類機構合作計畫提供。

瑞士資訊swissinfo.ch聯繫的幾所瑞士大學在被詢問時，均未提供與中方合作與交流的數據。

在瑞士生物技術協會(Swiss Biotech Association)網站去年發布的一篇訪談文章中，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國際合作部負責人勞爾·奧格諾伊斯(Laure Ognois)表示，該基金會於2022年決定暫停與中國的所有雙邊合作項目，而兩國由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出資的合作是2003年由瑞士政府計畫共同發起的中國政府計畫共同的2003年。

「中國出台了新的資料保護法規，這對在瑞士的研究人員構成了挑戰。他們需要意識到，中國當局可能在未經(合作項目的瑞方)申請人同意的情況下，出於任何目的訪問、使用和修改項目中的數據，」奧格諾瓦表示。

「我們不能、也不願永遠停止與中國的合作。我們正嘗試與(中方)合作夥伴、以及中國和瑞士政府攜手制定解決方案。」她補充道。

仍有改進空間

儘管全球研究中國議題的社科學者在取得中國研究資料方面都面臨困難，但受訪的瑞士研究人員表示，瑞士學術界所面臨的特殊難題在於他們缺乏國家層面的支持。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影響力近年來仍在不斷增強，尤其是在亞洲和非洲。不僅如此，中國也是瑞士的主要貿易夥伴之一。 2013年，兩國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這是中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簽署的首個此類協定。目前，兩國正在就升級該協定進行談判，以進一步加強雙邊貿易關係。

然而，瑞士的學術生態系統卻鮮有涉足亞洲的政治和經濟戰略，包括中國戰略，而這些戰略「對瑞士公共和私營部門決策者而言是關鍵的知識庫」，可有助於瑞士打破信息孤島，加深對中國的認知，格拉諾在2025年發表在瑞士資訊swissinfo.ch上的一篇聯名評論文章中如是寫道。

格拉諾認為，瑞士亟需在亞洲國際關係領域建立更強大的學術專長，以維護其經濟競爭力和對中外交政策的有效性：

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發布的數據顯示，現今，其與中國的科學合作已回落至15年前的水準。2015年至2018年間，瑞士國家科學平均每年資助70個與中國科研團隊的合作研究項目，而2025年這一數字已降至30。

格拉諾指出，在學術界對亞洲經濟體的關注程度上，瑞士要落後於歐洲和北美各國。迄今為止，瑞士還沒有一個專門研究中國的、協調統一的國家級研究機構。

以德國為例，該國擁有多家將亞洲研究與政治、國際關係結合的機構。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已成為歐洲規模最大的專注於研究當代中國的獨立研究機構。該研究中心由德國墨卡託基金會(Stiftung Mercator)於2013年出資創立，在該中心成立後的十年內，基金會為其提供了3300萬歐元(約合2.56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支持。

瑞士對中國研究方面的投入，目前尚無公開的統計數據。

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數據顯示，由該機構資助的研究中國議題的計畫在2010年至2020年間達到高峰。在1980年至2025年間發放的近280項資助中，超過一半是在這十年期間頒發的。

義大利設有都靈世界事務研究所(Torino World Affairs Institute，簡稱T.wai)，該機構長期進行以亞洲為重點的研究計畫。法國則擁有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簡稱IFRI)和國際與戰略關係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簡稱IRIS)等多家智庫，而上述這兩家法國機構在亞洲研究領域均擁有深厚的專業積累。

2019年，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組織發布了一份包含12項條款的《行為準則》，供全球大學及其教職員工採納，以幫助全球學術界應對中國政府對海外學生海外高等教育機構學術自由的威脅。

然而，該組織表示，世界上許多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學院和大學，或是有大量中國學生的高等學府，都沒有準備好系統地解決對學術自由的威脅，「鮮有高校採取行動來保護學術自由免受長期存在的問題的影響」。人權觀察也列舉了諸如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實施簽證禁令，以及對世界各地校園學習的中國學生和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進行監控、學者迫於壓力主動實施自我審查等實例。

截至目前，只有少數國家推出了支持性政策和機制，以協助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繼續進行研究工作、維護本國學術自由並提供資金支持。

自2024年起，德國政府決定每年向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提供50萬歐元的研究經費經費。法國和日本政府也作為該中心戰略夥伴關係的一部分支持其研究工作。該中心方面表示，其擁有來自七個歐洲國家、中國、新加坡、澳洲和美國的約20名學術研究人員，這使其成為歐洲規模最大的、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的機構。

格拉諾認為，瑞士政府應採取更多舉措，譬如為聚焦與中國相關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專項研究計劃提供資金，尤其應該側重於支持外交與安全政策、中國數位轉型以及技術領域的研究。此外，瑞士政府也應撥付專項聯邦資金，用於幫助瑞士高校和學術界加強調查、建檔和資料庫建設，從而實現在中國境外創建獨立收集和保存的替代資料來源。

「如果不給予那些真正研究中國的人以支持，就等於助長了讓真正了解中國的人噤聲。」吉魯什表示，「最終的結果就是，政府要么偏信那些對中國了解極其有限的人、或者被中國政府收買的人提供的信息做出決策，要么依賴因中共干預和騷擾而被扭曲、失實的信息來做決策。」

然而，瑞士聯邦教育、研究與創新國務秘書處(SERI)向瑞士資訊swissinfo.ch介紹稱：「在瑞士，公共研究資金基於自下而上的原則劃撥，對所有學術學科一視同仁。因此，聯邦政府不會優先考慮或專門為特定主題領域或研究方向-譬如和中國相關的研究-劃撥資金。」

不過，瑞士聯邦教育、研究與創新國務秘書處也表示，雖然瑞士政府目前並沒有計劃增加對中國相關學術研究的投入，但正考慮優先在聯邦政府內部提升中國事務專業知識的認知與能力。

(編輯：Virginie Mangin/gw，編自英文：瑞士資訊中文部，繁體校稿：盧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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