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缩，瑞士能否持续打击盗贼统治？

瑞士迄今已向资金来源国归还超过20亿美元的被侵吞资产。 Keystone / Martin Ruetschi

各国腐败领导人真的可以把赃款安全藏匿在瑞士银行吗？瑞士几十年来努力摆脱“非法金融中心”形象，已返还超过20亿美元的不义之财。打击非法资金流动、追回被窃取资产，这项任务本已十分艰难，如今又因进展迟缓和美国领导力衰退而日趋复杂。更令人担忧的是，全球非法资金最终被截获的比例还不到1%。

当公职人员从国库中窃取数百万美元时，最终承受苦果的往往是普通民众。

例如，在尼日利亚，前往人手不足的医院就诊的患者往往得不到恰当治疗，非洲环境与经济正义网络(ANEEJ)执行主任大卫·乌戈勒(David Ugolor)说道。由于缺乏教室修缮资金，适龄入学儿童人数减少，而道路失修更是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

乌戈勒说，尼日利亚的问题“已经超越了腐败，沦为‘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这意味着腐败精英不仅窃取资金，还扭曲法律以维持控制权。他说：“这种现象正在加剧该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状况。”

据联合国估计，因腐败官员和罪犯将非法所得转移出境，非洲大陆每年都会损失近900亿美元(人民币约6407亿元)。这导致受影响的国家的医疗保健财政投入可能减半，教育投入则可能减少四分之一。

一些欧洲和北美国家在本国银行接连曝出丑闻之际，开始清查外国腐败统治者所持有的账户。瑞士至今已归还超过20亿美元的此类被侵吞资金，欧盟也于2024年通过新指令，为其27个成员国制定了追回非法资产的规则。

回答读者关于瑞士外交的问题

本文的初衷是回应一位瑞士资讯swissinfo.ch读者的提问。该读者问及非洲等外国领导人是否确实在瑞士银行藏匿资金。如果您对瑞士的贸易或外交有问题，想得到我们回答，可以通过留言与我们联系。

这不过是沧海一粟。德国民间资产追回论坛(CiFAR)主任杰克逊·奥尔德菲尔德(Jackson Oldfield)说：“我们仍然看到，从[发展中国家]流出并进入私人手中的资金远远多于被追回的资金。”

然而，尽管倡导者们呼吁采取更坚决、更迅速的应对措施，仍有人担忧西方国家或许不再将打击盗贼统治(kleptocracy)列为优先事项。随着曾经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退出全球承诺，这种忧虑正持续加剧。

发出“错误信号”

美国在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方面遭遇挫折，原因是司法部专门设立的“盗贼统治资产追回倡议”(Kleptocracy Asset Recovery Initiative)小组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第二任期初期被解散。

该届美国政府还暂停了《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的执行，并缺席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反贿赂工作组的会议。

非洲环境与经济正义网络的乌戈勒说：“这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实际上是在助长非洲腐败政府的气焰。”他说：“这实在令人遗憾，特别是当我们回顾起当初为把此事提上全球议程所付出的努力。”

从2004年将资产追偿纳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 Convention on Corruption)核心条款，到2017年美英共同主办通过被窃资产移交原则的全球资产追回论坛(Global Forum on Asset Recovery)，每一项成就都来之不易。

从先驱到批评对象

瑞士外交部告诉瑞士资swissinfo.ch，在过去十年来，瑞士在推动案件的国际信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外交部表示，瑞士依然“坚定致力于”资产追回，并“正在采取措施打击腐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

瑞士返还的数十亿美元不义之财，源于其数十年来逐步摆脱“非法金融中心”形象做出的不懈努力。1986年，瑞士成为第一个主动冻结腐败领导人银行账户的国家，当时被冻结的是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账户。此后，瑞士加强了反洗钱立法。到2016年，瑞士出台了一项关于归还外国非法资产的法律。

2018年向尼日利亚移交3.21亿美元标志着一次重要突破- 这笔资金是1990年代执政的前独裁者萨尼·阿巴查(Sani Abacha)及其家族窃取资产的一部分。此举首次让公民组织参与决定和监督资金流向，由非洲环境与经济正义网络领导的200多个非政府组织共同监管了这笔资金向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

乌戈勒表示：”此举堪称成功，因为这是尼日利亚首次能够追溯到资金发往全国各地的实际受益者。整个过程进展顺利，而且已逐渐成为标准运作模式。”

同样的方法正被用于向乌兹别克斯坦返还大约3.13亿美元。其中部分资金会用于资助产科病房的翻修工程。

然而，瑞士在资产追回-即识别、冻结、没收和返还被窃资金-方面的记录并非毫无瑕疵。早期第一批阿巴查案资金中，据报有7亿美元大部分在转移过程中不翼而飞。2022年联邦审计发现瑞士相关体系存在缺陷，审计机关指出2016年通过的法律适用范围过窄，难以实际操作。

追回资产的进程也可能相当缓慢。瑞士官员有时承诺会迅速取得成果，但案件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解决。马科斯案涉及的6.83亿瑞郎在历经18年、60次法院裁决后才返还菲律宾，尽管伯尔尼当局此后已修订法规以加速流程。然而就在最近，针对某州法院向秘鲁前情报首长弗拉迪米罗·蒙特西诺斯(Vladimiro Montesinos)返还800万瑞郎的裁决提出上诉后，联邦法院仍耗时两年才作出判决。巴塞尔治理研究所(Basel Institute on Governance)的奥斯卡·索洛萨诺(Oscar Solórzano)向瑞士调查通讯《哥谭市》(Gotham City)表示，这个流程”耗时过长且不可接受”。

审计部门还指出，瑞士缺乏透明度，且未建立统一的案件登记制度。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一个致力于打击洗钱的国际机构-建议通过保存”全面统计数据”以提升资产追回效率。

瑞士外交部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证实，由于涉及多个州级及联邦机构，目前尚未建立中央登记制度。但该部表示，政府已采纳审计机关提出的部分建议，并强调瑞士已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及其”被盗资产追回计划”(StAR)等机构”深化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被盗资产追回计划机构运营着一个数据库，记录了全球560个案件中约170亿美元的非法资产。然而，这些数据只是冰山一角，据相关估算显示，全球非法资金中被截获的比例不足1%。

预防的薄弱环节

瑞士并非唯一面临复杂案件处理困境的国家。英国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USI)指出，英国存在”顽固的脏钱问题”，其打击盗贼统治的流程根本”缺乏成效”。问题症结在于参与工作的20个政府机构缺乏”共同愿景”，且此事未获得足够的政治优先级。

德国民间资产追回论坛的奥德菲尔德指出，尽管富裕国家更愿意解决银行保密和实益所有权问题，但各国普遍面临的另一挑战是预防机制薄弱。

他说：“目前仍存在大量的保密司法管辖区，包括在欧洲内部，在这些地方注册空壳公司并借此隐匿资产仍非难事。”

当前一桩涉及黎巴嫩前央行行长里亚德·萨拉梅(Riad Salameh)的案件正在进行中——萨拉梅与其兄弟拉贾(Raja)被控犯有包括侵吞公款在内的多项罪行。《星期日报》(SonntagsZeitung)披露，曾有3.3亿美元通过离岸公司流入瑞士账户。萨拉梅兄弟均否认这些指控。

瑞士议会正在审议更严格的措施，包括建立企业实益所有权人的联邦登记制度，以及为法律顾问制定尽职调查规则。然而，透明国际瑞士分会(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witzerland)指出，这些方案仍难以使瑞士与国际标准接轨。

追回资产“是他们的权利”

随着瑞士等国在资产追回方面进展缓慢，而美国又从先前的承诺中退缩，乌戈勒表示，“打击非法资金流动的政治合力”正在逐渐消散。他坦言，尽管其祖国尼日利亚曾受益于过去瑞士、美国和英国领导的行动，追回了超过30亿美元资金，但“与被窃金额相比，这些只是九牛一毛。”

对普通尼日利亚民众而言，这件事关乎根本生计。透明国际2024年腐败指数显示，该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40位，约40%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

即便对富裕国家而言，若未能优先处理此事，亦将面临严重后果。

“这并非施舍，”乌戈勒说。把被窃取的资金归还公民“是他们的正当权利”。

他警告道：“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危险在于，当腐败不断侵蚀他们的未来时，除了逃亡欧洲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如果[各国]能打击盗贼统治，非洲必将迎来繁荣。”

(编辑：Tony Barrett/vm/ts，编译自英语：樊桦/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