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錯誤的戰爭中沒有正確的生意

西方企業現在應該中斷與俄羅斯的生意往來，幾位來自瑞士和奧地利的知名經濟倫理學家都這樣認為，因為用這樣的行動來促進和平，是企業的一份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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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公司中斷了與俄羅斯的經濟往來，不再訂購俄羅斯產品，並關閉當地生產線或分公司，這些公司中包括宜家、蘋果、所有大信用卡公司和可口可樂公司。然而，也有一些其他公司，如食品公司雀巢或俄羅斯最大的外國銀行-瑞福森國際銀行(Raiffeisen Bank International)，則繼續留在俄羅斯營業。

呼籲道德遭嫌棄

這些公司留在俄羅斯的說辭是，他們並非利益至上，而是考慮到一種社會責任，一方面是為自己在俄羅斯的員工負責；另一方面也為俄羅斯民眾著想。還有一些第三類公司，他們完全不顧及企業責任。

那麼現在應該怎樣做？從道德的角度來講，應該鼓勵企業做些什麼？

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在50年前說過這樣的話，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利潤最大化，其他道德觀念則一概免談。而今天的相關討論涉及的面要廣泛得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際操作上都是如此。

現在人們普遍意識到，企業責任不僅是Friedman推崇的某種形式的貢獻，而更多地在於企業的核心業務能為社會帶來些什麼，人們所關心的不是企業將利潤用於何處，而是他們利潤的創造方式。

在一個不良的環境中，企業或許能暫時獲利，但卻無法在道德立場上潔身自好。

何況如今的企業也被看作是社會上的一個活躍政治角色，長期以來，西方企業都是在良好或不太良好的民主環境下運作的，政界會對違反道德倫理的行為予以監督和制裁。直到柏林牆倒塌，國際化價值觀出現之後，那些不考慮道德觀念的決策才不再能站得住腳，企業管理者忽然要面向全世界證明自己決策的合理性。

中立的結束

1995年，尼日利亞的阿巴查政權處決了詩人Ken Saro-Wiwa，因為他針對Shell集團進行了抗議行動，而面對人權運動人士們的呼籲，Shell公司的反應只是聳聳肩，並表達出中立的立場。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逐漸意識到，企業所處的環境不僅僅是運作良好的民主社會，有時也需在強硬的政權下做生意，或遇到過於軟弱或無心管理的政府。

現在，很少再有跨國公司敢像Shell公司當年在尼日利亞那樣，做出無動於衷的反應並表示保持自身的中立。

在一個不良的環境中，企業或許能暫時獲利，但卻無法在道德上潔身自好。

公司處於中間位置

而現在因為俄羅斯的侵略戰爭，我們更明顯地感覺到社會對企業的期待，這不僅是希望他們慷慨解囊，更希望企業能有所作為。人們呼籲企業將自己看作重要的政治角色，因此那些現在不離開俄羅斯的企業，面臨“不被社會接受”的風險。

瑞士聯邦大廈前反對烏克蘭戰爭的示威遊行。 © Keystone / Peter Klaunzer

無論一個企業願意與否，都是社會的一分子並參與其中，因此自然而然會被要求採取行動。在一個破壞國際法的國家，採取袖手旁觀或視而不見的態度，一定會被視為“沉默的共犯”。

在這次的戰爭中，沒有什麼正確的舉止標準，而按照人們對國際法、政治和道德準則的理解，社會已經針對這一標准給出了答案-該標準也適用於企業。

企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企業被要求，從道德標准出發，本著社會責任心，盡其所能地做些什麼，讓戰爭盡快結束，實現和平。對於企業來說，這不再只是社會接受度問題，也不是只需拓展“成本效益思維”和提高聲譽能解決的問題，而是要通過採取促進和平的行動來展現企業責任和社會良知。

企業的五點責任義務

遵守制裁規定是理所當然的，除此之外企業還有更多責任義務，包括以下五點：

• 企業責任意味著，積極採取措施，削弱侵略者俄羅斯的經濟。
• 因此，一個企業的正常表現應該是中斷在/與俄羅斯的所有經濟聯繫，比如：撤銷在俄羅斯公司的股份；關閉在俄羅斯的生產線和不購買俄羅斯產品。
• 從道德的角度講，只有極少的業務可以作為例外，比如：藥品的供給或保障民眾安全的服務-如核電站的維護。這種情況可能會在未來發生變化，例如，當俄羅斯民眾面對大規模的供應短缺時，可能會允許更多例外。然而，目前尚無必要。
• 每個例外都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釋。像保障俄羅斯民眾的“供給”或擔心俄羅斯分公司員工的失業這樣的理由，充其量是些薄弱的理由，沒有說服力，因為違反國際法或侵害人類尊嚴等基本道德規範的行為沒有任何具有說服力的解釋。然而這是些經常可以看到的“藉口”。在一場錯誤的戰爭中根本就沒有正確的生意。
• 企業責任不僅包括配合制裁，還包括公司要採取的相應行動，比如對在俄羅斯被解僱的西方僱員採取社會緩衝措施，這是雇主對員工應盡的義務。

目前，社會期待企業能在更大程度上發揮作為社會政治行為體的重要性，並在實踐中盡一份力量，他們扮演社會的一個重要角色，有義務協助社會解決緊急問題。在國際政治中，企業也是一個重要角色，在現在這種時刻，正是他們積極參與建設未來的機會。

*Thomas Beschorner是聖加侖大學的商業倫理學教授和商業倫理研究所所長。他與以下幾位作者共同撰寫了這篇特約文章-Guido Palazzo，洛桑大學的商業倫理學教授；Markus Scholz，維也納大學的商業道德與公司治理教授；Peter Seele，盧加諾大學商業倫理學教授。這篇文章首先發表在Zeit Online外部链接上。

(譯自德文：楊煦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