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真的能为促进民主出份力吗？
在 2025 年的世界民主论坛上，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警告：人工智能正在放大民主社会本已存在的裂缝，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修补这些裂缝的工具。在悲观与希望之间，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民主是否能在人工智能时代自我更新？
在他的祖国，大型科技公司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力军。网络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却在观察瑞士看到了希望。瑞士国内对此也很乐观，一位瑞士专家坚信，人工智能将成为民主机制中的一部分。
2025年11月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世界民主论坛上向观众喊道：“现场有来自瑞士的人吗？”。不过，现场并没有人能够回应。
他在会上谈论着人工智能与民主这一主题，并多次提到源自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辅助式民主”（Assisted Democracy)理念，并重点说到了苏黎世开发的语言模型Apertus。
施奈尔表示，这款瑞士研发的人工智能模型是“在没有逐利动机、也没有依赖被窃取数据的情况下”研发的，这说明人工智能完全可以被用于公共利益。
施奈尔在2026年1月的一次 Signal 通话中说：“我认为，我们的民主面临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由人工智能造成的，而却被人工智能变得更加尖锐。现在的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利用人工智能来强化民主？我认为有，但我们也必须真正行动起来。”
布鲁斯·施耐尔看好Apertus
施奈尔在《时代》杂志上将人工智能与19世纪的铁路作了类比：当年美国新建的铁路线路原本有潜力“连接分隔两地的人们”，并让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力-但最终却只让少数人富了起来。施奈尔解释说：“铁路就像今天的人工智能，是一种公共基础设施。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做不同的事情。这就是Apertus如此强大的原因-它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利用的平台。”
他认为，这是一个典范：科技可以不依附大型企业而存在。“没有白人、男性、以盈利为目的的科技亿万富翁，我们能否建立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施奈尔问道。现在一个小国已经证明了这是可行的。他补充说：“成本在下降，你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模型出现。各个语言模型未来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切换”，因此他相信，许多人将会使用像Apertus或新加坡的Sea Lion这样的开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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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施奈尔认为，至于这些人工智能工具是被用于机构中，还是用于民间，对于民主来说无关紧要。就像一台打字机可以在官方机构内部使用，也可以被私人所用，而“像Grammarly这样的人工智能写作辅助工具会被用于编辑有关民主的内容，”施奈尔说。
那么“缺乏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是否会对民主产生负面影响”？针对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在逐步利用人工智能在手机上按地图找路。”谁也没考虑信任这回事，“真正的信任是藏在背后的，”施奈尔说道。
对现实悲观，对未来乐观
施奈尔强调，当下的关键在于区分“值得信任的人工智能”。“公众对某些商业模式下的人工智能信任度可能很低。我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信任 Facebook。但人们会信任那些帮助分析X光片的人工智能。医生们之所以使用这些人工智能工具，是因为它们有过人之处。”在施奈尔看来，这才是信任的本质所在。“如果人工智能带来了坏的结果，那就应当追究企业的责任，不应把问题归咎于技术本身。”问题的根源往往源于企业的决策，而非人工智能本身。
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施奈尔显得乐观，这种态度也延续在他为《时代》杂志撰写的未来展望文章中。然而，在2025年5月向美国国会监督委员会举证时，他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说：“之前四位发言者谈到了这项技术的潜力。我想谈的是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搜集数据并将其输入人工智能模型。”他指出特朗普政府时期，DOGE(美国政府效率部)的工作人员如何大量抽取数据库数据，并“将其提供给像Palantir这样的私营公司”。“这些行为对国家安全以及在座所有人(无论政治立场)的安全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施奈尔说。显而易见，他对当下的现实持批判态度，而他的乐观更多体现在面向未来的呼吁。
在Apertus的诞生地瑞士，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也同样相当复杂。根据 2025年e-Government的调查，23%的瑞士居民只希望在特殊情况下在公共行政领域使用人工智能；另有40%的人认为，人工智能只应用于能带来明确价值的地方。根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安全25》研究，人工智能在社会信任度指标中排名垫底，得分仅为4.3分(满分10)，比前一年还下降了0.3分。
国际合作
苏黎世大学计算社会科学教授迪尔克·黑尔宾(Dirk Helbing)也对未来充满希望，他认为Apertus所开辟的道路“应当坚定地继续下去”，并结合“搜索引擎以及能够促进民主的民间社会平台”等公共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扩展。
黑尔宾甚至提出，Apertus“或许还能成为一个出口产品”。在他看来，推动Apertus的持续发展将从国际合作中受益，而总的来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民主体制国家之间的合作，尤其是那些愿意维护人权的国家”，尤为关键。他特别提到日本、韩国、台湾和印度。
同时，黑尔宾也提醒，在专制政体中，人工智能也可能被用来进行大规模监控，其影响可能跨越国界。
为什么人工智能可能损害民主
黑尔宾指出，当今全球民主状况的恶化，与近年来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密切相关。他说：“企业追求的是尽可能大的市场，但世界上许多人并不生活在民主国家。”许多软件和算法首先是为威权体制的需求而开发的，比如那些用于监控、控制或社会管理的工具。“而这些为专制系统打造的技术，又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到在民主国家使用的软件。”因此黑尔宾警告，这种技术路径的“反向渗透”会对民主制度产生潜在的侵蚀作用。
黑尔宾指出，语言模型本身也带来新的民主风险。研究显示，这类模型“比人类更能有效地操纵我们”。此外，同一套系统“对于今天也许还正常”，但可能“明天就基于完全不同的算法运行”。
虽然黑尔宾列出了许多令人悲观的理由，但他依然表示自己“也是乐观的”。他说：“最终必须朝好的方向发展，否则我们就真的会在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困境。”
他强调，有一个科研漏洞是：数字化如何能够真正促进“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研究很少。为此，他呼吁更多“来自公民社会的数字化动议”，包括开放数据、开源项目、开放获取科研、黑客松、创客空间、公民科学以及参与式预算等应该受到支持。他还认为，提高公众对“数字技术的权力滥用及其潜在风险”的认知。
黑尔宾提出，凡是让人能够“更多掌握自身命运”的事物，都应当得到支持。以此，他将自由主义社会的核心理念带入人工智能时代。科学界在这里能发挥重要作用，但他认为，政治层面的行动更需跟上。他说：“我们被变成数据矿，人权正在被削弱。必须拿出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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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工智能收集数据并放大偏见
瑞士科技影响评估机构TA-Swiss的政治哲学家莱蒂西亚·拉梅莱(Laetitia Ramelet)同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她长期研究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当前最令她忧虑的是人工智能被用于“分析我们的行为和偏好”。
大量个性化推荐与定制化内容能够被“熟练掌握这些技术的专业人士”所利用，以“极其细微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判断”。
拉梅莱认为，在公投与选举活动中，人工智能“已经直接作用于民主了”。她说：“有两点如今可以确定，因为已被相关研究反复证实：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往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而说服力在民主制度中具有极大影响。”
与此同时，如果缺乏预防性措施，人工智能模型内设的偏见、系统性倾向和内容同质化风险都会被进一步放大。长期研究深度伪造(Deepfakes)的拉梅莱当然也注意到：人工智能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制造大量虚假或误导性内容，这对民主社会的资讯质量与公民判断力构成直接风险。
但拉梅莱依然认为人工智能将成为民主体制的一部分。她说，目前已有“许多正在进行的项目”和“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计划”。她注意到，至少在瑞士公共部门，在将人工智能引入行政机构的过程中，基本权利、数据保护和监督机制“都受到了认真对待”。
美国当前的政府，对这些问题毫不在意。施奈尔说：“美国政府会继续利用人工智能来削弱民主-因为这正是它的目标。”但他也强调，反对这种倾向的人也会使用人工智能来捍卫民主。“人工智能并不会破坏平衡，它会给双方都增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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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arc Leutenegger，编译自德文：杨煦冬/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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