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与梵蒂冈：谨慎外交关系回顾
瑞士委派首位外交代表进驻梵蒂冈圣座才只是30年前的事，现在瑞士政府已有意在梵蒂冈开设大使馆。过去政治与宗教性质的冲突曾屡屡给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留下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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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哈斯事件”，才搅动了瑞士和梵蒂冈城国间关系的深水。当时圣座(Holy See，亦称“罗马教廷”)任命极端保守的沃尔夫冈·哈斯(Wolfgang Haas)担任库尔(Chur)教区主教，此事引发争议和讨论，使得瑞士联邦政府意识到有必要在梵蒂冈设立外交代表。
1990年，当时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指派沃尔夫冈·哈斯领导库尔教区。
由于这位新任主教的想法极端保守，尤其不为教区内自由派人士(特别是苏黎世州信众)所接受，因而在教区内引发一段时间的重大危机与冲突。
几年间尽管做过多次斡旋尝试，然而面对众多天主教信徒的愤慨与抗议，教宗最终于1997年做出让步，专门为哈斯设立瓦杜茨总教区(列支敦士登)，并在库尔任命阿梅德·格拉布(Amedée Grab)担任新主教。
1991年10月30日派遣特使前往圣座的法案中写道：“最近的经验表明，一方面瑞士的实际情况只能通过教廷使节的视角送达罗马；另一方面，瑞士未能通过那里的联系人获知某些事件(例如瑞士几位主教的罗马之行)，或得知教廷对瑞士政策的背景资料。”
那时瑞士选派的外交代表耶诺·施特林(Jenö Staehlin)任期只有一年。还是到了2004年5月底，在约翰·保罗二世第二次访问伯尔尼前夕，随着一位特命全权大使的任命，两国间的外交关系才得以正常化。
冲突的回声
巩固两国间外交关系这一进程的最后一步，是瑞士政府于10月1日宣布将在梵蒂冈圣座设立大使馆。
“然而，即使在今天，瑞士和梵蒂冈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它仍带有谨慎的特点，”瑞士外交文件馆馆长、历史学家萨沙·扎拉(Sacha Zala)指出，“这是自由联邦国家与教宗至威主义之间历史冲突的遗留问题，即教宗对民族国家政治的干预。”
在联邦外交部就有意在梵蒂冈开设外交办事处的公报中，也能看到这种冲突的回声。这份公报重申，该决定“不会改变联邦与天主教和基督教归正教会之间的关系，并保证充分尊重联邦和各州的管辖权”。
长期的艰难关系
瑞士联邦和梵蒂冈之间的外交关系有着非常古老的渊源。继法国之后，罗马教廷是第二个在联邦领土上建立永久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自1586年以来，教廷使节在卢塞恩的存在对16和17世纪天主教在瑞士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在1798-1803年赫尔维蒂共和国(Helvetic Republic)时期外交关系暂时中断外，即便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教廷使馆也继续在瑞士进行外交活动。不过当时教廷使节被派往联邦，而不再是仅仅派往各个天主教州。
但随着激进自由主义潮流在瑞士出现，冲突的机会也不断增加，因为这种自由主义潮流倾向于让天主教会从属于政府部门。尽管瑞士和梵蒂冈城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些动荡，但即使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各州之间的独立联盟战争(Sonderbundskrieg)及1848年现代瑞士联邦国家建立等障碍，也都被先后克服。
然而在所谓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中，冲突被不断激化，教宗无误论教义(1870年)和许多瑞士激进分子所持的反教权主义将紧张局势推至极点。1873年12月底，梵蒂冈圣座发表了名为“Etsi multa”的教宗通喻，严厉地批评了各州及联邦对天主教会施行的政策，次月瑞士政府与梵蒂冈终止外交关系，教廷使节也撤出瑞士。
缓慢的愈合
不过，瑞士与圣座的纽带从未被完全割断。凡是涉及瑞士境内主教团管理的事务，仍不断需要双方代表通过对话解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间关系曾略有和解。梵蒂冈支持在瑞士关押患病和受伤的战俘，表明了瑞士联邦和教皇国在人道主义政策领域利益趋同。
人道主义领域的合作有助于促进政治上的和解。1920年6月，瑞士政府决定恢复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从那时起，教廷使节再次在瑞士正式代表梵蒂冈。
不过有个条件，瑞士“过去未实行对等原则，今后也不能实行对等原则”。联邦政府还敦促教廷使节“以极大的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或天主教徒之间不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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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对等关系
即使在二战期间及之后，外交关系的单边性也得到严格遵守，尽管在1939年，瑞士政府曾首次派代表参加教宗(庇护十二世)的加冕仪式。
战后不久，瑞士即放弃了在梵蒂冈任命外交代表的设想，为的是要避免“国内某些地区的教派斗争”，也是因为“这将使我们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复杂化”。此外，新教少数群体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所遭受的歧视，也促使瑞士不放弃“不对等原则”。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开创了教派联合的缓和气氛，瑞士才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然而到了1968年，瑞士政府虽然认识到单边外交代表这一做法的不正常性，并希望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但还是认为应当先考虑修订联邦宪法，以取消限制宗教自由的特殊条款。不过对联邦当局来说，早已明确的问题就是，克服单边主义是权宜之计，不再是原则问题。
旧有宪法条款曾禁止耶稣会和创办新修道院，这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路障，而1973年的一次全国投票废除了这些条款。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全面外交攻势，也促使瑞士自1987年起具体考虑“逐步正常化”的可能性，直到“哈斯事件”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
(译自英语：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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