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精神疾病患者的職場困境：我有精神病，說還是不說？
瑞士勞動力市場以高度穩定性而著稱，然而，精神障礙患者群體的失業率卻幾乎達到了整體水平的三倍。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求職者時常置身於進退兩難的境地：面試時將病情坦言相告，很可能不會被錄用；如果保持沉默、刻意隱瞞，或許入職後會遭遇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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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lf Gafner恐怕比任何人都清楚，身為精神病康復者試圖重返職場，是何等煎熬的經歷。
53歲；被認定為無法再勝任本職工作；開始申請傷殘補助金，依靠社會福利救濟生活 – 兩年前，下半生才剛剛拉開帷幕的Gafner，被躁鬱症推向了最低谷。 “在這樣一個階段，人會很輕易地就走向崩潰和毀滅 – 即使身在瑞士，”他說。
高估了瑞士職場
三十歲出頭的時候，Gafner曾經被同行視為對一切充滿激情的“無所畏懼者”。彼時，他作為瑞士紙媒《聯邦報》(Der Bund)的駐外記者和瑞士通訊社(SDA)的海外通訊員輾轉於各危機地區、北愛爾蘭、阿富汗、黎巴嫩進行新聞報導。
“我意識到自己工作起來就像中了毒，”他在接受瑞士電視台SRF採訪(德)外部链接時回憶當時的工作狀態：“我和電腦屏幕融為一體，不停地抽煙、抽煙，直到最後完全筋疲力盡。”在周遭的同事們眼裡，他比任何人都埋頭苦幹、沉湎於工作，他們絲毫沒察覺出他當時正遭受著情感高漲躁狂期的折磨。
從2000年開始，他先後四次入院治療。那時同事們才知道，“Gafi(Gafner的暱稱)就好像被困在了隧道裡，一直沒能走出來。”和躁鬱症抗爭了20多年，Gafner再也無力掌控工作，離開了新聞界。
經過治療、病情逐步好轉穩定之後，Gafner打算重返職場。他稱自己為“堪稱典範的失業者”，狀態好的時候，他一個月就撰寫並投遞出48份求職信 – 唯一的問題是：雇主們擔心一旦僱傭他，會面臨不可預知的風險。
“就精神病患者失業後試圖重新融入社會而言，依然面臨困境，”蘇黎世州機構間合作部門負責人Yvonne Wechsler向瑞士資訊swissinfo.ch坦言：“在瑞士，面對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求職者，招聘方所持的懷疑態度比對其他人要高得多，這無形中增加了求職者被拒絕錄用的機率。”
儘管如此， Wechsler並不認為瑞士職場對患有精神疾病求職者的“隱形”就業歧視，要比其他國家更糟糕。 “實際上和經合組織其他成員國相比，瑞士精神病患者的就業率相對處於較高水平。因此，不能假定針對該群體的隱性就業歧視在瑞士特別普遍。”
“對躁鬱症的坦白，等於我在就業市場上自殺”
根據經合組織公佈的一份報告(英)外部链接，瑞士精神障礙患者群體的失業率幾乎達到了該國整體水平的三倍。
30歲的Jlona Dreyer患有邊緣性人格障礙。兩年前她主動選擇暫時停工休假，接受治療，“因為我想回歸正常的生活，”她在接受瑞士電視台SRF採訪(德)外部链接時講述了“被辭職”的經歷。
然而患有精神疾病的員工因病症折磨，缺勤更為頻繁。瑞士PK Rück商業保險公司出具的統計數字顯示，嚴重精神疾病往往會導致患病員工停工休假期長達18個月之久，是患有其他疾病僱員停工期的兩倍。因精神心理疾病休假6個月的員工，其中只有一半人能夠再度設法重返原有的工作崗位。而絕大部分患病員工，最終難逃失業的厄運。
在3個月的醫院治療結束、重返工作崗位時，Dreyer 敏銳地發現，老闆對她的態度變得有些不一樣了。此前她已在這家公司工作長達9年，幾乎沒人發覺她有邊緣性人格障礙，但如今，他們對她的能力開始心生質疑了。
她最終主動辭職：“我感覺，他們為我邁出這一步感到挺高興的。”
和她一樣，Gafner也選擇了公開病情。 “公開表明我是躁鬱症患者，等於我在就業市場上主動自殺了，”他說。
2018年，Gafner應邀參加了為慶祝聯合國人權日舉辦的教會慶典，並在眾多政界人士和記者面前登台演講，公開談論自己的病情。這一舉動無異於給自己打上了特殊印記：任何招聘方在google搜索他的名字，都會發現他患有精神疾病
蘇黎世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精神病學(Psychiatrischen Uniklinik Zürich)專科主任Erich Seifritz對瑞士電視台SRF表示，面對患有精神疾病員工，雇主會很自然地存在一種不安全感：“他們沒有把握，不清楚這種病從長遠來看意味著什麼。患病員工的抗壓能力是否有所下降？康復後還會不會有朝一日再次復發？”
巴塞爾鄉村半州精神治療科的臨床研究者與琉森應用科技與藝術大學的研究人員曾於2017年攜手合作，對瑞士德語區的1524名公司管理決策者進行了調查訪談(德)外部链接。約40%的上司自述，和有精神異常問題的下屬一起工作，對他們來說是極大的壓力，且耗時耗力。
逾八成的受訪企業管理人員坦言，曾有過和罹患精神病的下屬打交道的經歷，但其中只有不到兩成的主管會主動向員工的主治醫生尋求幫助，諮詢該如何妥善對待並幫助員工平穩度過心理危機。而在80%的情況下，雙方之間的僱傭關係最終以破裂而告終。
雇主的認識有限與恐慌
“我們(即蘇黎世州經濟勞動局)接觸過一個實際案例：某家大型企業願意參加針對患有抑鬱症的失業者而制定的重返社會方案，樂意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但真正進入具體實施階段，企業管理者就突然袒露出極大的恐懼情緒，擔心辦公場所會(因為員工發病)出現暴亂血腥事件。”Wechsler介紹道：“其實借助抑鬱症為主題的系統培訓，很快就能打消了他們的顧慮和不安全感。”
琉森應用科技與藝術大學的研究人員也明確指出，雖然多年以來圍繞該現象的報導屢屢見於報端，但企業高層、公司人力資源主管、保險公司以及政府部門，對員工患病問題的認識依然十分有限。瑞士企業的管理層中，很少有人接受過相關培訓。
研究人員建議，雇主應採取一些強制性的措施，譬如為管理人員及員工提供相應的培訓，為患有心理精神疾病的員工制定一系列具體的工作指導準則等等。此外，家庭醫生可在指導原則下為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出具工作證明，從而有助於他們再就業。
該如何與老闆談論我的病情？
自相矛盾的是，90%受訪的企業管理人員在調查中表示，如果某位員工跑來告訴自己他患上了心理精神疾病，身為管理者，會覺得如釋重負；但60%的主管也透露，如果應聘者在面試時坦誠相告自己有某種心理隱疾，那麼他絕對不會被雇傭。
因此調查者呼籲，我們需要直面並且重新審視企業對患有精神疾病員工的矛盾態度。因為這就相當於變相地鼓勵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求職者向公司隱瞞病情。
Wechsler認為，刻意隱瞞病情甚至欺騙，一旦事後暴露，會讓公司認為你是“危險”和“難以預料”的。 “過去無數的研究結果和實踐經驗都表明，對招聘公司和患有精神疾病的求職者雙方來說，保證和可預期性在招聘過程中都是核心。”
“重要的是，精神疾病患者在求職過程中，要仔細思考哪些技能和性格特質能為自己加分增色。例如，患有輕度強迫症的人最好能申請結構性很強、講究嚴謹的工作，這樣能符合他尤其追求準確的特點，從而在工作環境中符合期待、得到讚賞。不過，在融入職場的過程中，他也需要獲得理解和支持。”
那麼在招聘過程中公司並未問及的情況下，是否要主動透露自己患有精神心理疾病呢？
Wechsler認為，必須視具體情況有策略地進行權衡。 “如果個人履歷反映出有較大的工作變動情況，那麼積極主動地袒露自己患有精神類疾病，可能起到一種’自我繳械、解除武裝’的效果-尤其是當新雇主在對精神心理健康方面有一定的個人經驗、對這個話題有接近性和親密感的時候，你們可以更好地消除屏障，打開溝通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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