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淑德：尼泊尔移民工的妻子努力为丈夫和国家分忧解难
在卡塔尔举行的202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使海湾地区尼泊尔劳工的困境成为焦点，但他们留守家乡的妻子所付出的代价却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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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塔丽·塔芒(Suntali Tamang)成为寡妇已经有六个多月了。她的丈夫提尔塔·巴哈杜尔·塔芒(Tirtha Bahadur Tamang)于2021年离家到卡塔尔打工。不到一年后，他就病倒了，不得不住院治疗。尽管移民组织“尼泊尔普拉瓦西协调委员会”(Pravasi Nep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帮助他返回到尼泊尔，但他再也没能回到他的家乡–杜利凯尔市(Dhulikhel)帕达利村(Padaali)，一个距离首都仅数小时车程的小村庄。提尔塔·巴哈杜尔在加德满都一家医院住院一周后去世。
孙塔丽说：“他没机会回家看看他帮忙建的房子。”
他们的家在2015年的地震中被毁，一家人住在附近临时搭建的棚屋里。他们使用提尔塔·巴哈杜尔之前在马来西亚工作两年的收入和贷款盖了一栋新房子。但房子还没建好，他就去了卡塔尔。
孙塔丽现在必须独自照顾他们的四个孩子。仅孩子教育每月就要花费2万至3万尼泊尔卢比(1104元至1636元人民币)。她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也面临压力。她发现很难为家庭节日出份子钱。
她说：“我甚至拿不出钱为我的侄子举行Bratabandha仪式。”她指的是男孩十几岁时举行的成年仪式。
孙塔丽养了几只鸡和一头牛，还有一小块农田，每年可维持全家长达五个月的生计。她靠做农活养家糊口。
当被问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时，她变得情绪激动并流下泪来。一位邻居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面对丈夫的去世，她丈夫是个好人。2021-2022年，共有1’395名尼泊尔移民劳工(包括39名妇女)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于“自然原因”。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年轻一代到国外谋发展的念头。
她说：“我的大女儿正在学习韩语，因为她想移民到那里。六个月的课程要花费2万尼泊尔卢比。”
由于孙塔丽是已故外籍劳工的遗孀，由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DC)和尼泊尔政府共同资助的移民资源中心(MRC)帮助她取得了应得的赔偿。她从丈夫工作的公司获得了70万尼泊尔卢比(38’446元人民币)，从尼泊尔国外就业委员会获得了70万尼泊尔卢比，从保险公司获得了130万尼泊尔卢比(71’984元人民币)。她参加了移民资源中心的金融扫盲班，学习如何合理使用这笔钱。
谋生
孙塔丽是幸运儿之一。比诺德·戈尔塞纳(Binod Ghorsaine)是一名归国的移民劳工，他受瑞士项目的资助，专门寻找需要帮助的移民劳工家庭并将他们转介给移民资源中心。他骑着摩托车，带领瑞士资讯记者前往米蒂尼查普村(Mitinichhap)，与另一位境况较差的寡妇见面。
兰皮娅里·戈尔塞纳(Rampyari Ghorsaine)神色匆忙，因为上班要迟到了。她是一名农工，在其他村民的田里干活挣钱。尽管出门有点晚了，但她依然热情周到，提供清水与番石榴款待来访者。
她的丈夫想让两个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当他表示想送孩子去私立学校时，却遭到了亲戚的反对。这使他决定出国寻找工作，并于2008年前往卡塔尔。
她说：“头三个月，我完全失去了与丈夫的联系。村里没有电话。后来他给我寄来了4万尼泊尔卢比(2’208元人民币)，几个月后我就把大儿子送进了私立学校。”
兰皮娅里的丈夫在卡塔尔做劳工仅十个月后就去世了。他的死因被其雇主判定为自然死亡，这意味着他无权获得赔偿。当时，尼泊尔政府也没有针对移民劳工遗孀的救助政策。直到她丈夫去世六个月后，移民保险计划才开始实施。兰皮娅里从公司只得到了10万尼泊尔卢比(5’521元人民币)的补偿金，而劳务派遣机构则拿出2万尼泊尔卢比(1’104元人民币)来支付葬礼仪式的费用。
“我的丈夫没有受过教育，我担心他难以适应国外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可以过得更好。我们有些土地，可以维持生计，”她说。
丈夫去世后，兰皮娅里整日郁郁寡欢，夜晚难以入睡，并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为了更好地应对丧夫之痛，她接受了移民资源中心的心理疏导。她还要面对大儿子不在身边的情况。尽管心中万般不舍，她还是贷款150万尼泊尔卢比(82’618元人民币)，将大儿子送到日本留学。
她说：“我反对出国打工，不建议任何人将家人送到国外。”
为帮丈夫摆脱困境而精疲力竭
劳工移民和就业问题独立专家沙鲁·乔希(Sharu Joshi)认为，出国务工给尼泊尔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是妇女的工作负担大大增加。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统计数据显示，尼泊尔妇女承担了日常85%的无偿照料工作，累计每天达2’900万小时，而男性仅为500万小时。
沙鲁说：“这表明，在尼泊尔，妇女从事的无偿工作是男性的六倍，而南亚地区的平均水平是四倍。由于出国务工，尼泊尔男性所做的微薄贡献也消失了。”
她进一步举证，指出尼泊尔政府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仍成功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联合国认为，尼泊尔在2019年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规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赋权目标。
沙鲁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因为那些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如营养、家庭健康和福利等，现在全都落到了女性的肩上。”
空荡荡的村庄和多疑的丈夫
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位于杜利凯尔市二区的丹达贡村(Dandagaun)男女比例为91:100(全国平均水平为95.6:100)。该村的家庭规模也是全市第二小的，每户仅有3.83人(全国平均水平为4.37人)。年轻男子出国务工在此已成常态。
“在早些年，村民们相互扶持。现在村子空荡荡的，”居民雅苏达·高塔姆(Yasodha Gautam)说。
她的丈夫曾是尼泊尔军队的一名士兵，过去一年半一直在迪拜工作，是一名送餐司机。雅苏达经营着一家小店，同时照顾两个儿子。尽管她不希望丈夫出国，但他想去看看世界，并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好学校，让他们成为军队中的高级军官。
“我并无太多的欢喜或失落。他虽然不在这里，但他离开是为了我们未来过上好日子，”她说。
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高级公共卫生官员比姆·普拉萨德·萨普科塔(Bhim Prasad Sapkota)十分担心人口外迁对该国人口结构的影响。人口年增长率已从2011年人口普查时的1.35%降至2021年人口普查时的0.92%，这是自1911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的最低水平。总生育率也从2011年的2.6降至2022年的2.1，尽管根据2022年尼泊尔人口与健康调查，15至49岁已婚妇女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一直保持在43%。
比姆·普拉萨德说：“年轻人口的外迁不仅影响了生育率，也影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是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和民间社会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根据《2022 年尼泊尔劳务移民报告》，约7.4%的尼泊尔人居住在国外，但这一数字并不包括非正规移民以及那些无需政府正式劳工许可的赴印度移民。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最接近真实情况，该普查显示23.4%的家庭有一名家庭成员生活在海外。
“我们的村庄没有年轻人，只有老人和幼儿。在尼泊尔的77个大区中，有14个面临人口赤字，”曾在联合国妇女署和尼泊尔政府工作过的沙鲁·乔希说，“现在只有6%的人口生活在山区，相比之下，40%的人口生活在丘陵地区，54%的人口生活在平原地区。”
她说，在十年内战期间，每天约有200人离开这个国家，但在相对和平稳定的今天，外流人数已增加到每天3’000人。这些数字并没有体现出年轻男性面临的社会压力，即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国外务工。
“家庭之间存在某种竞争，看他们有多少男性家庭成员在国外工作。出国务工被认为更有男子气概，而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则被认为不像男子汉，因为他们不愿冒险一搏，”沙鲁说。
留守妇女还可能在社区里被人评头品足。2019年由瑞士发展与合作署资助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萨普塔里区和达尼沙区的1’000多名移民劳工的妻子，发现她们更有可能被怀疑挥霍丈夫的血汗钱或有婚外情。然而，进行这项研究的尼泊尔社会与环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当地几乎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
研究报告的作者指出：“总共只有三起妇女发生婚外情的案例，即使丈夫没有出国务工，她们也会发生婚外情。但这些故事被放大，并以不同的形式传遍了整个地区，不断有人传谣信谣。”
报刊上的文章在趣闻轶事的基础上，不断添油加醋，塑造了移民劳工妻子的负面形象。这造成了夫妻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感。
“并不是每个出国务工的人都能成功。有些男人和女人会有二次婚姻(在尼泊尔，这是离婚的委婉说法)，”店主雅苏达说。
不仅仅是钱
雅苏达商店的对面是米兰妮·拉玛(Mirani Lama)开的一家餐馆。她的丈夫与雅苏达的丈夫在迪拜同住一个房间，做着同样的工作。米兰妮必须打理繁忙的生意，还要照顾儿子和家庭。
她说：“一个人经营餐馆并不容易，但幸好有我的哥哥和姐姐支持我。”
米拉妮的家庭需要来自迪拜的汇款。她的丈夫每月向她的账户汇款9.2万尼泊尔卢比(5071元人民币)。官方记录显示，2021年尼泊尔海外劳工汇回国内的汇款总额为1.06万亿尼泊尔卢比(523.38亿人民币)，相当于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的23.8%。在尼泊尔，关于劳工移民的大多数讨论都围绕着移民的汇款展开，这一点也不足为奇。然而，最近人们也开始反思将如此多的年轻人送往国外工作的社会成本。例如，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17.1%的儿童成长过程中缺少父亲的陪伴。
政府官员比姆·普拉萨德(Bhim Prasad)说：“在汇款的支持下，移民劳工家庭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和教育。但由于父亲不在身边，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理想，这对孩子的成长、发展以及社交能力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这位官员希望政府出台一些干预政策，鼓励那些在外国积累了知识和技能的尼泊尔人回国创业，直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只有当回国人员及其妻子感到在尼泊尔比在卡塔尔或马来西亚更有前途时，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自2011/2012年以来，尼泊尔外国就业部已更新了180万份劳务许可，大多数尼泊尔人似乎更希望再度出国工作。国际移民组织2021年对尼泊尔的新冠疫情评估报告显示，64%因疫情而回国的人希望再度出国务工。
鉴于海外汇款对尼泊尔经济的重要性，政府允许劳工在目的国的尼泊尔大使馆更新劳务许可(最多两次)，甚至可以线上办理劳务许可续期手续，从而简化了审批流程。
沙鲁说：“虽然国家正依靠海外汇款发展，但政客们却说他们不希望民众背井离乡，希望劳务移民回到国内。”
对于瑞士资讯在丹达贡村采访的两个家庭来说，他们对未来有着不同的展望。雅苏达的丈夫明年就40岁了，半年后将从迪拜返回家乡。她不希望丈夫再次离开家庭去迪拜，但她知道如果他身体状况尚可，自己很难说服他留下。
她说：“国内并非没有前途，但如果一切照旧，他可能还是会选择再次出国。”
米拉妮的丈夫十个月后回国。她期待着丈夫的归来，因为他们一起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她说：“我们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他不会再出国工作了。相反，我们计划扩大餐厅规模。”
(译自英文：瑞士资讯中文部，编辑：Marc Leutenegger )
本文报道得到了瑞士EQDA(“放眼四海”-Looking Beyond)项目的鼎力支持。在瑞士发展与合作署的支持下，该项目每年组织瑞士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记者进行交流。2023年的主题是“人口”。
EQDA选拔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媒体机构参与这次交流，记者们在各自国家进行报道时相互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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