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瑞士依然存在反犹太主义思潮？
反犹太主义在瑞士社会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包括在左翼政党中也是如此。瑞士资讯swissinfo.ch采访了几位活跃或曾经活跃在左翼圈子里的瑞士犹太人、历史学家和活动家，询问他们怎样应对身边的反犹太主义。
Amir Malcus推着婴儿车去散步，经过一个酒吧时看到门前立着一块牌子上写着：这里不容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视，但却少了一个：犹太主义歧视。这位37岁的社会工作者觉得，这是典型的左派作风。
Malcus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消除社会上的反犹太主义思潮，但他对今天瑞士的左派政治圈子感到失望。“对我来说，感受到这种思潮在我最寄予希望的这个社会群体中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令我十分沮丧。”
在Malcus长大的保守山谷里，反犹太主义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他的左邻右舍这个小群体，他能针对这种固有观念进行宣传，例如告诉他们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很富有等等。当他后来走出山谷，从事面向全球问题的工作时，他才猛然意识到反犹太主义并非只在山谷里无所不在。
比如开会的时候，他经常听到反对以色列的言论：如“我们将烧毁你的国家”这样的口号，“虽然这并不是针对我个人的，但还是落入了我的耳朵。”在反对伊拉克战争或反对世界经济论坛WEF的抗议活动中，Malcus对于那些不经思考用来丑化资本家的漫画题材感到不解，这些漫画经常会起到宣传反犹太主义的作用。
那种片面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很容易就与反犹太主义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在这种世界观中总是突出“幕后操手”的丑恶面目，而利用敌视犹太人的画面则在宣传中是一种传统做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青年社会民主党2016年的公投宣传海报用的就是一个带着高帽子留着大胡子的大鼻子“投机者”。
“反犹太主义行为是一种千变万化的艺术，”反对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基金会GRA的Dina Wyler说：”它总能利用当下发生的时事，通过画面或文字来保持‘新鲜感’。“
对以色列的妖魔化
Malcus在2000年左右感受到的那种敌对以色列的潮流，是几十年来反犹太主义给瑞士左翼党派留下的烙印中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二战期间，Emanuel Hurwitz在苏黎世的童年时期，孩子们向他扔石头，并用反犹太主义的言论骂他，他在接受瑞士资讯SWI swissinfo.ch采访时特意表明说：“但我后来在左翼党派中从未经历过这种明显的反犹太主义。”毕业后，Emanuel Hurwitz投入了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他被选入苏黎世州议会，主张左翼思想，他认为瑞士社会民主党在上世纪70年代面对中东冲突的立场是带有反思性的。
但随着以色列对黎巴嫩侵略战争的爆发，社会民主党转变了态度。“从1982年开始，该党中出现了一种莫名的兴奋感，”Hurwitz回忆说。作为左派的犹太代表，他被”无数次“邀请参加座谈会，后来他发现这些讨论都是些变相“对巴解组织的宣传”，同时他还明显感受到一种“少见的言论导向”：以色列是邪恶方，而巴勒斯坦的巴解组织则受到了由衷的认可。
这种突发的“仇恨和狂热”让他感到非常吃惊和措手不及。而这种妖魔化的出现只有一个解释：“反犹太主义的抬头”。身为心理学家的Hurwitz当时也试着让他的同党们知道，几个世纪以来的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偏见如何已经在政治上暴露出来。
但其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事却对此充耳不闻，1984年5月1日，Hurwitz从议会和党内辞职，理由是：苏黎世社会民主党未能履行40年前对他的承诺。自2019年起，按照国际人权协会的标准，瑞士社会民主党及其委员明确将自己定义为反犹太主义，这是一种与以色列有关的反犹太主义形式。Hurwitz在一次接受瑞士资讯采访时曾表示，他的前社会民主党同事们的这种迟来的表态，对他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今年2月份，Hurwitz去世，享年86岁。
Berthold Rothschild与Emanuel Hurwitz一直是很好的朋友，Rothschild在20世纪80年代曾是工人共产党(PdA)的政治家，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党人一直把以色列看作是一个“处于诞生阵痛期的英雄国家。”后来就在他离开这个党派之前(几乎与Hurwitz退出议会和党派同时)，工人共产党突然改变了态度。”他感觉到党派中形成了一种成见-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犹太人有可能会出卖左派。
直到今天Rothschild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依然有被夹在中间的感觉，他有一些非常好的朋友，长期以来对于真主党或哈马斯的犹太人仇视情结置若罔闻，他一直努力维持着朋友间的友谊，但是有些话题，也会令他突然起身离席。同时，他也能理解，以色列的政策及其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触怒了许多左翼人士，而这种愤怒往往是不无道理的。
他有一个朋友前往当地投身于帮助加沙人民的工作。“我很理解，身处那个环境里，你会自然而然地变得亲巴勒斯坦，与此同时也就形成了狂热的反以色列情绪，”他说，然而反以色列并不一定意味着反犹太主义。“但这也相去不远，”Rothschild说，反犹太主义在左派中并未消失，也并未受到否认和压制。为了避免被冠以反犹太主义的标签，活动家们必须极其谨慎地进行自我审视。”正如我自知社会给了我一些种族歧视的意识一样，我希望其他人也能感知自己身上其实多多少少存在反犹太主义思想，”他说，一些比较友善的左派人士做事比较周全，他们会让Rothschild先看一下拟出的传单或政治文本，以避免无意中传递了反犹太主义的思想，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
巴塞尔大学犹太研究中心副主席Erik Petry认为，这里必须根据不同情况来区分看待：“通常情况下，会出现一种不良的混合体，其初衷并非针对国家的政策，而是从道德观念上，对犹太人的一种攻击，”这一点Petry在左翼圈子里深有体会。
政治对手喜欢强调左翼反犹太主义的存在，历史学家Christina Späti观察到，一些“右翼”政治家尝试通过这种方式来“洗白”自己的反犹太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左翼反犹太主义真的不存在，这位弗里堡大学及瑞士函授大学的教授表示。
在她的论文《瑞士左翼与以色列-1967-1991年间的以色列热、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中，Späti十分冷静地对瑞士左翼圈子里反犹太主义的媒体报道和一些真实案例进行了分类。例如，1970年，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出现了一篇社论，指责以色列绑架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对阿根廷的一记耳光”。在20世纪80年代，瑞士最大的左翼报纸多次将以色列的“最终解决方案”政策与纳粹在欧洲灭绝犹太人的措辞相提并论。Späti在论文中还列举了许多其他例子。而关于Eichmann被绑架的评论在1970年文章发表时曾引起了一片喧哗。整篇文章中的反犹太主义论调都比较夸张，但文中提到的其他案例并未得到类似的反响。Späti论文的最后结论是，“左翼对反犹太主义的视而不见是有持续性的”。她告诉瑞士资讯，虽然1990年左右在德国出现了针对反犹太主义问题的反思，但在瑞士这仍然是一个禁忌。但Späti发现，近年来在瑞士左翼圈子里就反犹太主义问题进行自我反思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多了。
一位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女性左翼活动家告诉瑞士资讯，上世纪90年代，在苏黎世举行的一次有关这一主题的宣传活动中，左翼男性活动家曾威胁她说要“在她的膝盖上开一枪”。2000年年初，Indymedia平台上的一段文字和一幅漫画引发了一场左翼内部的大辩论，并招致了一场刑事诉讼。该瑞士独立媒体的运营者自知这段文字含有反犹太主义的寓意，但却并不想删除它。在这场“心理活动的升级”中，导致了友谊的破灭，左派《周报》这样写道。当时，该报还援引一位相关负责人的话：“种族主义原则上不能动用国家手段，比如反种族主义的刑法规范来打击。”这是20年之后，瑞士左派中几乎无人再公开表明过的一种立场。近年来的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再次提高了瑞士民众对歧视问题的广泛重视。
尽管如此，那些懂犹太语的瑞士年轻人士仍然能感觉到反犹太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周围有抬头之势。Anna Rosenwasser自称“是和她的名字听起来一样的半个犹太人”。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这位32岁的年轻人说：“但我受到反犹太主义思潮的影响并不只有一半。”她在Instagram上有25’000名粉丝，她在那里向人们讲解瑞士的投票主题，并为同性恋和女权主义发声。Anna Rosenwasser觉得，她在左派圈子之外感觉到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更具杀伤力。但左派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我很清楚，左派需要有意识地处理内部的反犹太主义问题。反犹太主义的思潮在我们的社会中传播得很广泛，所以我认为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进行反思是一项重要的反法西斯任务。”
反对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基金会的Dina Wyler表示，社会上有许多人根深蒂固地认为犹太人有优越感，他们不可能受到歧视。“尤其是左派人士经常愿意否认犹太人受到歧视。”
(编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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