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如何影响瑞士民主以及全球决策？

2025年2月，来自多所大学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华盛顿举行抗议，反对大规模削减预算。 John McDonnell / Keystone

瑞士人似乎愈发信奉科学。最新调查显示，科学在这个国度享有比警察、政府和议会更高的信任度。然而民主制度下科学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情况在威权国家(例如中国)又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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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并非一开始就享受如此尊崇，多年来瑞士人最信任的其实是警察，这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每年发布的一项名为《安全》的研究项目得出的结论。

哈佛大学科学史学者娜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认为，科学的蹿升是一个好消息，它表明与美国人相比，瑞士民众更加看重“高质量的信息”。

安全研究”(Sicherheit-Studie)自2018年以来持续追踪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度，并表示当年之所以引入这一调查类别，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趋势，而这种现象“尤其在美国较为明显”。

“追随科学”暴露出的问题

新冠疫情期间在瑞士等国家，“科学”在社会中的角色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上的争论点。

疫情刚开始，这套说辞就“触发了我个人的警觉，”圣加仑大学的政治学学者埃里·贝尔特苏(Eri Bertsou)表示，她的研究重点是“技术统治”(Technokratie，也有译为专家治国、科学治国)-即认为政治决策应主要依托专家知识的一种学说。

2020年春时任英国首相的约翰逊借由“追随科学”(Follow the Science)的口号来为政府的决策“背书”。“我当时便觉得，天哪，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贝尔特苏说。不是别的，而是定冠词“the”的用法让她产生了警觉，“The Science(科学)”的言下之意，仿佛存在一个唯一的、可供遵从的科学答案，但当时情况并非如此”。新数据在不断涌现，各类假说也随之变换。“疫情期间科学的评估与模型都在不停变化”，贝尔特苏表示。而当各国政府调整防疫政策之时，人们却把责任归咎到科学身上，“恰恰是因为此前政府一直宣称自己是在遵从科学”。

面对复杂的政治问题，科学可以给出明确答案，这种想法听上去颇具诱惑力。然而科学所扮演的角色，贝尔特苏认为，应当是为民主讨论提供认知基础：“决策权必须掌握在对决策后果有切肤之痛的人手中。”

疫情初期，时任英国首相的约翰逊每日向公众发表讲话。 Ian Vogler / Keystone

“追随科学”的口号传递出一种信号，仿佛政治决策能够直接从科学认知中推导出来。“这就模糊了科学建议与政治责任之间的界限，”贝尔特苏解释说。

她发现许多地方的民众对待科学的态度有着严重的两极分化，而这种态度是“依情况而定”的。例如冷战结束后的东欧，持科学怀疑立场的主要是政治左翼。如今当地民众的态度已大体趋近西欧。而在西欧和美国，持科学怀疑态度的则多为右翼。瑞士也同样如此：《安全》研究表明，政治上“越右”，对于科学的信任越少。

但总体来说瑞士人民对于科学的信任度最高，这点并不令贝尔特苏意外，“我认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人们向往着能‘追随’点什么”。她参与的一项针对68个国家展开的研究发现：许多人希望科学家能够更多地加入到政治中。

信任往往被视作一种“越用越少”的资源。近些年来许多国家的国民都表现出对于公共机构的越来越不信任，这引发一些担忧。

瑞士民众对政界和政府部门的信任度也相对较高。相关内容可参阅我们的最新报道：

然而贝尔特苏表示，信任并不会消失，它只是转移了，就像能量守恒定律一样。“信任是一种相对概念，它总要投向某处”。如果它没有投向政治，那么它可能就投射在某民粹人物身上，抑或“献给”了科学。如果人们认为政治腐败，那么有些人便会将目光放在专家群体上，因为专家似乎是“超脱”于体制的。

“专家治国”(Technokratie)，或者说“追随科学”的口号，均来自这一前提假设：有一种客观正确、有科学背书的政治。

如果科学是为威权国家服务的

在独裁政权下科学与政府之间是不存在批判性紧张关系的，巴塞尔大学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政治学家拉尔夫·韦伯(Ralph Weber)谈到：“恰恰相反，中国就用科技来帮助政党维护它的统治”。这绝非偶然，许多威权政府都推崇“专家治国”式的科学观：因为相信存在最优解的这一观念，与专制统治紧密相连。

这有时甚至会带来更高的效率，但在民主体制中，开放的讨论才是科学所擅长。“我们可以争辩，搞清问题到底是什么。威权国家会省略这一步，政府的决策是自上而下的，问题是靠设定的，”韦伯说。

面对“不同的科技界”，韦伯在研究和咨询的工作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是：和谁一起合作、如何合作。因为现代科技是国际化的，而科学在威权国家另有一套运作逻辑与自我认知，这给像瑞士这样的民主国家带来了挑战。

“一方面在全球知识与创新竞争中仍想保持前列，”韦伯说，另一方面还要避免科技上的长期助力会削弱民主的力量。

对韦伯来说就是：既保持开放的态度、又不要过于天真。我们要建设一个“信息尽可能共享的科技合作框架”，让交流、共同研究与合作成为可能，但“如果有人要与中国一起研究液压系统，那么他就应预先知道，军民研究不分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事后发现自己的成果，居然被用于研发远程导弹时，谁都不该大惊失色。

谈及科技合作所面临的挑战，韦伯的视野早不局限于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而是放眼世界，关注那些“内里面临诸多威权化挑战”的民主国家，例如印度和美国。近几十年来，民主国家在全球的占比均有所下降。

同许多人一样，韦伯目前也在关注美国的局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合作强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民主何时不再是民主？请阅读我们分析文章：

对大学提出挑战-从YouTube到特朗普

瑞士人对于科学的高度信任令韦伯颇感意外。

因为他观察到的是，“很大程度上受数字化的影响，”这让民众对于科学的怀疑日渐加深。在他当学生的时候，几乎不敢反驳教授，而如今得益于数字渠道的帮助，人们很快便可以质疑社会上的权威。“与之相伴的，还有意见向知识的渗透。极端情况下，我也会在YouTube的大千世界里找可以支撑我论点的东西，然后把它解读为知识”。

这就令大学陷入被动。“它们必须向社会展示其自身价值，并找到合适的‘传播角度’，去阐明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韦伯说。比如人文与社会科学创造的往往是不同于实验室证据的知识，又比如客观知识与有依据的解读之间的差别。

2026年5月末，EAWAG Dübendorf的科研人员身着涉水裤，站在Tschamut的阿尔卑斯高山水域中，从漂浮采样陷阱里收集高山昆虫。此举用于研究这些昆虫体内是否含有、以及含有多少PFAS-即无法降解的永久性化学物质。 Keystone / Gaetan Bally

大学应更好地说明，科学到底能够为普罗大众带来些什么，哈佛大学的娜奥米·奥雷斯克斯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她观察到，面对美国民众针对科学日益两极分化的态度以及信任的流失，许多科研人员束手无策。

“科技界的领袖们”应当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展开对话，思考科学如何更好地 “满足人类需求”，以及如何能证明“我们的研究工作会造福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

她把科学视作对抗威权的力量：“科学是一项事业，会对威权政府构成威胁，因为科学是独立思考的源泉，能够让独立的发声成为可能”。当然并非所有科研人员在任何时刻都会捍卫民主原则。

奥雷斯克斯认为，科学就其整体而言是一项带有价值取向的事业。探求真理依旧是其最为核心的追求。

我们理当对科学抱有高度信任，因为“它自有一套识别错误、纠正错误的机制”。我们也必须信任它，“科学会抛出种种复杂的问题，仅凭我们自己无法作答”。

在《安全》这份研究报告中，人们对于科学的信任始终高于瑞士政府。

(编辑：Meret Michel，编译自德语：瑞士资讯中文部/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