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高喊:判他“死刑”

在2名俄羅斯人搶劫銀行、槍殺2人後,瑞士法語區的人對罪犯不再有一絲憐憫 Andrea Caprez

20世紀初面對無政府主義難民在客居國的胡作非為,瑞士令人吃驚地保持著長期冷靜的態度。然而這一次,鮮血讓他們忍無可忍:1907年在蒙特勒(Montreux)發生的銀行搶劫事件,兩名俄羅斯人先後槍殺了一名銀行職員和一名路人。 “判死刑!”瑞士民眾吶喊著。

阅读本文简体字版本请 点击这里

End of insertion

1907年9月18日的早晨,在日內瓦湖畔的蒙特勒上演著一出追捕戲,就像電影院里新上映的黑幫電影一樣。

兩個男人急沖沖地跑過Kursaal大街,“抓住他們,抓住他們!”行人叫喊著。郵差 Auguste Vuilliamoz成功地將一人撲倒在地。另一個則跑掉了,“像兔子一樣”,目擊證人說。

城市裡的槍聲

公證員Jules Favre勇敢地攔在路中央。然而逃犯掏出左輪手槍一槍打在了他的腿上,隨即跑掉了。理髮師Georges Bär從沙龍里衝出來,但他的狀況並沒有好多少,也被射傷了。

在Schopfergasse小巷裡,馬車夫Octave Pittet截住了正在逃跑的陌生人。一聲槍響,一聲哀嚎。 Pittet倒在地上,肚子中了一彈。鎖匠Alfred Nicklès毫無懼色窮追不捨,好在不幸中的萬幸,他只是被子彈擦傷。

警察終於趕到,在Terribilini太太的雞窩前逮捕了逃犯,那時他的子彈已打光。

在警局,兩位嫌犯保持著頑固的沉默,儘管警察確信,他們就是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而與此同時,蒙特勒銀行職員Oskar Gudel的屍體正躺在一大灘血泊之中。

身中俄羅斯劫匪3槍致死的銀行職員Oskar Gudel倒在地上 zvg


目擊者稱,劫匪拿出5馬克的紙幣要換錢。當Gudel數錢的時候,近旁的劫匪朝他的腦袋開了槍,另一個則撲向打開的保險櫃、把紙幣塞到袋子裡,然後掛在脖子上倉皇逃竄。

銀行行長在接到電話報告後,完全驚呆了:“可憐的小伙子”,他悲傷地說,眼中含著淚:“可憐的Gudel!多麼可靠的一個年輕人吶!”

要求直接處死

兇犯於當晚轉送至洛桑鑑別身份。警察“使出渾身解數”才在幾百人面前保全他們,因為當地民眾威脅說要將其私刑處死。洛桑民眾同樣群情激憤,他們甚至遷怒於保護嫌犯的警官,對警察也動了手。

“就像在俄國一樣,”第2天《自由報》(La Liberté)以此為題刊登了一篇披露案件細節的文章,並附上逮住其中一名案犯的郵差的採訪描述。 “一個看上去很可疑的傢伙,長著一張黑社會的臉,正從街對面朝我這個方向跑過來。我毫不猶豫就衝上去堵住了他。其他目擊者趕上來才向我解釋都發生了些什麼。一位手持鐵棒的工人被這個無恥的搶劫犯激怒了,想動手打那個傢伙。我必須把他拽到一邊兒,才能讓他冷靜下來”。

晚報對嫌犯的身份予以了確認,他們確實是俄國人。其中一位承認,他叫Maxime Daniekoff。另一位自稱是Paul Nilista,也就是開槍的人。警察當時並沒意識到,自己被愚弄了,因為Nilista就是改寫的“Nihilist”(虛無主義者,或稱虛無黨)。虛無主義者追隨著一種在俄國流傳較廣的政治-哲學思潮,拒絕服從國家、教堂和家庭的權威,倡導自由化、無神論社會。

人們從報紙上讀到,這兩位是“陰險的犯罪分子”,精心策劃了搶劫,並且是真正的職業罪犯。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金子、錢,一把匕首,現代化的手槍、彈盒和子彈,以及每人一個準備裝贓物的袋子。

第二位犧牲者

憤怒的聲音響成一片。據《自由報》報導,劫匪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目的是要廢除秩序和法律”。馬車夫因傷致死的事實,激起了民眾的強烈憤慨;媒體對受害人的描述極其詳盡,也起到了同樣的效果:

“他張開的嘴巴,似乎還在發出垂死的咯咯聲;那半睜的眼睛,依然能夠讓人讀出驚嚇;還有那顯而易見的傷痕,或多或少再現了當時的悲劇”。

因喊叫而死

面對手槍的威脅,銀行職員Gudel曾高聲叫喊。罪犯因此開槍了。 “身受重傷的Gudel又喊了第二聲,出於疼痛和驚嚇,他嘗試靠在櫃檯上。就在此時,他的下巴上方、耳朵旁邊挨了第3槍,致命的子彈穿透了他的腦袋。”

這樣的罪行,在俄羅斯時有發生,瓦萊州的《La feuille d'avis du Valais》報紙解釋說:“(瑞士的)人們已經習慣於看到這樣的短消息,根本就不會在意,因為那些都是在一個遙遠的國度發生的。然而這次,悲劇不是發生在俄羅斯,而是在瑞士,就在我們身邊,在蒙特勒。”

人們不禁自問:作為無政府主義者的“試驗田”,讓這樣的罪行肆虐,瑞士還能忍耐多久? “對這樣的搶劫犯來說,死刑是罪有應得。我們不應該讓俄羅斯的恐怖主義者有這樣的感覺:他們可以在給他們提供避難權的國家,即使犯下血腥的黑幫罪行也能夠不受懲罰、全身而退。”

也有較為審慎的聲音

這種鏗鏘有力的訴求一呼百應。在罪犯被投往沃韋監獄的路上,憤怒的人群高呼“死刑!死刑!”石塊投在載有犯人的車窗玻璃上,發出碎裂的聲音;發怒的公民用拐杖擊打罪犯。

雖然基督-社會黨的報紙《 L'Essor》警告說,“排外風”會影響到言論自由和政治避難權,它提出“強大的民眾……不必排斥外國人,而是要讓他們融入,至少也要影響他們”。

邪惡的傢伙:《 LÏmpartial》報給它的讀者們展示的兩位被逮捕的俄羅斯殺人犯 zvg


人們應該給外國人提供免費課程,講述“我們民主的起源和原則,還有社會和個人的道德基礎以及我們文明的基石”。

然而大部分人還是有不同看法:在很短的時間內,沃韋就成立了自衛隊,用於保護地方的寧靜和秩序,並向警察提供幫助。 “我們要汲取沃韋的教訓,”《La Liberté》反思說:“要讓所有的歹徒們都知道,我們受夠了他們的衝動和暴力,這很有必要”。

終於確認

罪犯的口供漏洞百出、謊話連篇。然而警察還是漸漸摸清了“Nilista”的底細。他叫Nikolay Divnogorsky,26歲,已婚。因為他是托爾斯泰的狂熱追隨者,所以朋友們都管他叫尼古拉·托爾斯泰。

其母在俄羅斯提供的證詞說,他的兒子曾去農村和農民們生活在一起,動員他們搞革命。之後他衣衫襤褸地回家了,聲稱要去學農。然後就消失了,幾年下來音訊全無。

不知這位母親是想保護自己的兒子,還是消息太不靈通。 Divnogorsky實際上是聖彼得堡獻身於“用行動宣傳”的革命基層組織的聯合創始人。該組織成員主要搞暗殺,並通過搶劫和敲詐取得的資金進行革命鬥爭。

好演員

然而Divnogorsky的身份被密探發現,他被關入了臭名昭著的彼得堡堡壘監獄。他在那裡裝瘋賣傻,直至被送入醫院。然後在同伙的幫助下逃往國外。

他的母親稱,當Divnogorsky還是孩子的時候,就經常頭暈,之後罹患神經衰弱,這是一種在19世紀頗為流行的病症,其表現為抑鬱性疲倦,類似於今日的過勞。

在瑞士被拘禁期間,他總說自己出現了幻覺。但給他進行檢查的精神病科醫生卻得出這樣的結論:他非常健康,且具有百分之百的行為能力。

法庭上的懺悔

1908年5月開庭。 Divnogorsky的同夥宣稱,他是製表的,名叫Maxime Doubowsky。兩名被告異口同聲,稱他們只想搶劫銀行,然後把錢送往俄國支援革命,他們從未想過會殺人。

“是槍走火了,我喪生了理智,”Divnogorsky申明:“我真誠地為那位年輕收款員的死表示遺憾。”然而這樣的悔恨無濟於事,他還是因蓄意謀殺被判處終身監禁。 Doubowsky也被判入獄20年,雖然如實所述,他並沒有在搶劫時使用暴力。

在監獄裡,Divnogorsky企圖自殺。 “起先,他從地牢的樓梯上摔下來,卻連一點小傷也沒有”,《L'Impartial》報導說:“之後,他又想把自己掛到牢房欄柱的柱腳上懸樑自盡,但他被及時地解救了下來。”

入獄7個月後,他終於成功地把他的床墊點燃了。 “看守再次阻止了悲劇的發生,但燃燒所釋放的毒氣卻導致Divnogorsky肺部感染,也造成了他的死亡”。 1908年12月13日報紙上的一則短消息,將此舉稱之為《悲劇的後記》。


恐攻事件在瑞士

歷史上,瑞士曾多次發生政治暴力事件,其數字遠遠超過人們今天的想像。瑞士境內的首例恐襲事件是針對奧匈帝國伊麗莎白皇后(又稱“茜茜”)的。 1898年,她被無政府主義者Luigi Luccheni用銼刀刺死。 “茜茜”是無政府主義者在瑞士實施恐襲的首個、但並非絕無僅有的犧牲品。 20世紀初,瑞士經歷了一系列恐怖主義暴力事件。無政府主義者襲擊蘇黎世的銀行、警察局、試圖炸毀火車、並勒索工業家、實施爆炸事件、刺殺政敵。

大多數兇手來自國外,如俄羅斯、意大利、德國和奧地利,他們在瑞士獲得了政治避難權。只有一小部分兇手是瑞士人,也大多和國外的無政府主義者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暴力分子所引發的恐慌往往遠超實際產生的破壞。有的兇手非常拙劣,甚至在製造炸藥時不小心炸飛了自己。

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暴力事件是瑞士面臨的重要政治挑戰。瑞士採取了驅逐和嚴加立法的措施。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法》在1894年加強了對使用炸彈犯罪行為的懲罰力度,並提出對預謀犯罪也予以法律制裁。

但與此同時,瑞士依然拒絕嚴化《難民法》,該《難民法》為政治逃亡人士提供了慷慨的庇護。

End of insertion

这篇文章是从我们的旧系统自动导入到新网站的。如果您遇到任何显示的问题,请您谅解并注明:community-feedback@swissinfo.ch

分享此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