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惩罚与改造

瑞士有关部门认为，对青少年罪犯的教育比惩罚更重要。 Keystone

媒体最近披露了专为年轻暴力罪犯而设的奢侈的重返社会计划：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就是17岁的卡洛斯(Carlos)-一个频出暴力行为的问题青年。面对屡教不改的他，教育改造部门决定对其实施“温和感化政策”：提供专门团队教导陪护、私人公寓、零花钱和泰拳课程...

这种被广泛挖苦为“溺爱司法”的待遇，在瑞士引起公众与政界的一片哗然-但它似乎对这些年轻人和社会都有益处。

我们该怎样处理暴力青少年，是该惩罚，是该改造？还是两者兼顾？在瑞士，官方优先考虑的是“保护与教育”青少年罪犯(见信息栏)。

“瑞士的一套制度高度重视改造与重返社会，”冲突管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flict Management)创办人、心理学家阿伦·古根布尔(Allan Guggenbühl)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与美国等国相比，我们更看重怎样让青少年重新走上社会，”他说道，并指出瑞士青少年罪犯中，只犯罪一次者的比例“非常高”。

“有的计划包括定期的怒气控制辅导。其它则带领青少年罪犯去乡间、去高山-以前会带他们出国，但现在不再这么做了。还有的项目涉及参加体力劳动。”

尽管教育被认为是比惩罚更重要，古根布尔却透露，鲜有犯罪青少年继续学业，因为他们常常都是学校里的差生。“主要目标还是获得某种职业培训。”

青少年犯罪的处罚

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重点是要对他们加以保护和改造，因而他们经常不会受到标准意义上的惩罚，但会接受改造措施。

自2011年元旦起，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中，对全瑞士的青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作了统一。

刑事责任年龄是指一个人可以承担法律认定为犯罪行为的年龄。10岁以下儿童不能对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应由其家长决定是否和该怎样对犯罪儿童的行为作出反应。若有必要，监护机关可以裁定儿童保护措施。瑞士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0岁。

未成年人保护法认可两种处罚形式：保护措施与刑罚。

保护措施包括监督和个人护理、门诊治疗、安置在收养家庭、改造或治疗机构中。

刑罚包括警告、个人劳动指令(一般最多10天，但对15-18岁犯罪未成年人为3个月)、对15-18岁未成年人最高2000瑞郎(约合13444元人民币)罚款、最高入狱1年(对15-18岁未成年人)或4年(对犯有严重罪行的16-18岁未成年人)。

(来源：ch.ch)

惯犯

瑞士去年有11’883名10-18岁未成年人被定罪，相比2010年的14’464人有所下降。这些人当中80%是男性，68%为瑞士人。

按照瑞士统计局的定义，在定罪后3年内再次被定罪的称为惯犯，而这个比例多年来一直保持在35%左右。英国2011/2012年的惯犯数据显示，73%未成年犯罪人在离开收容机构一年内又再次犯罪。

那么瑞士的做法奏效吗？“一般都会，因为必须入狱的青少年犯罪人的比例比英美低得多。犯罪数量也在下降。因此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它的确奏效，”古根布尔透露。

以苏黎世州为例，2009-2012年被定罪年轻人的数量由4’047人下降至3’417人。

判决

2012年共有635名未成年人触犯刑法，其中556人被私营或国营收容机构及教育改造机构收容。

14人被判进设有未成年人牢房的监狱服刑。

41%的判决为一般持续10天的“个人劳动指令”，27%为惩戒，22%为罚款。

(来源：联邦统计局)

挑战

然而这种制度也并非没有挑战-尤其是很难找到最适合个别罪犯的安置位置，缺乏州际合作、缺少规范(大多数都是私营机构)和高额成本等，都很难从政策上兜售给疑心重重的公众。

“我们总在努力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可各机构在没见到成品前是不会买账的，”巴塞尔未成年人法庭负责人贝亚特·伯克哈特(Beat Burkhardt)表示：“如果我们带来一位有问题行为的年轻人，告诉各个机构他的经历，许多机构都会拒绝接收。”

2011年在巴塞尔创建的青少年司法精神医学所是瑞士唯一的此类单位，其主管克里斯蒂安·珀勒(Christian Perler)认为，最难做的莫过于在惩罚与灵活性间找到平衡。

“挑战成人世界与试探规范和界限，是青春期的一个构成部分，”他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树立明确规范和在某种程度上容忍青少年的试探，我们必须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离谱”

可是爆出最大头条新闻的，却是它的账单。卡洛斯每月要花掉纳税人2.92万瑞郎(约合19.6万元人民币)，包括1千瑞郎的零花钱和每天的泰拳课。

许多公众与报章将此理解为极为不公平的事，认为这标志着犯罪也有钱赚。这个计划被终止，卡洛斯也回到了监狱。

但即使是不那么极端的计划也不便宜。苏黎世未成年人法庭负责人马赛尔·里森(Marcel Riesen)估算，关押一名犯人每月的平均成本也要达到2万瑞郎(约合13.4万元人民币)。珀勒在巴塞尔的单位里可为10名罪犯作集中治疗，收治的都是些其它机构不愿接收的人，而那里一个位置一天的成本是1450瑞郎(约合9753元人民币)。

古根布尔承认，让纳税人信服这类计划的价值的确“是个问题”。

“花在卡洛斯身上的钱确实多得离谱。绝对是个例外，”他说道：“我经手许多计划，成本都低得多。而且大多数未成年人法庭从来不会允许支付拳击课-这也太荒唐了。我碰到过不止一个青少年罪犯想自己付钱上拳击课，(有关部门)也不允许。所以卡洛斯这事肯定有哪里完全失控了。”

然而苏黎世未成年人法庭负责人汉斯乌力·古尔伯(Hansueli Gürber)确信给卡洛斯安排的计划很成功。不过自卡洛斯一事曝光后，据说古尔伯收到多个死亡威胁，目前因心脏问题减少了工作时间。

“我们最终得以令他两年没有犯罪-而此前整整5年他就犯法34次。这个方法本能奏效的，”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

投资

虽然古根布尔批评卡洛斯一事的金额之巨，但他相信原则上这些计划是值得的短期和长期投资。

“从短期而言省了钱，因为犯罪人不用进监狱。监狱里一天要花掉很多钱。在加利福尼亚，他们正意识到，已经养不起监禁的所有年轻人了，”他指出。

从长远来说，“我们必须预防这些年轻人最后习惯于犯罪活动。你必须设法让他们走上正道，意味着他们有工作、固定收入，和重新融入社会环境里去”。

不过在实践方面，他也承认涉及到暴力惯犯的极端案例是一个“巨大挑战”。

“这是个我们都没有好答案的领域。我得说，10个青少年罪犯中，9个还有希望。剩下那一个，我们只希望他别成为杀人犯，”他表示。

“一个人只要没犯非常严重的罪行，你不能就因为觉得他是个变态而关他监狱。在民主社会里，这根本就不可能。”

(译自英文：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