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拥有决定自己生命如何终结的自由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协助自杀在瑞士一直是合法的。 Keystone / Gaetan Bally

如果你决意要去安乐死机构Dignitas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你需要准备不少东西：医疗记录、资金以及勇气。在我启程之前，我被告知了唯一的条件：绝对不能泄露地址。因为有时候，其他绝望的人会在未提前沟通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这家机构的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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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nitas似乎担心《金融时报》的读者会径直前往苏黎世，要求立即得到解脱。它更希望那些有意向的人先打电话咨询–有人是会这么做，特别是在周末、节假日后，而且据我了解，还有人在满月出现后前往咨询。

对于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来说，Dignitas就是协助自杀的代名词。就在本月，Dignitas在瑞士开业已满25周年，瑞士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允许非本国居民寻求安乐死的司法管辖区之一。Dignitas已经协助超过3700人结束了生命。平均每两周就有一位英国人在那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Ludwig Minelli Keystone / Alessandro Della Bella

然而，Dignitas并不仅仅通过协助死亡的案例数量来衡量自身的价值。它本质上是一个运动团体，希望全世界认可其创始人路德维格·米内利(Ludwig Minelli)曾经描述的“最后的人权”。自成立以来的25年里，Dignitas的理念已得到广泛传播：现在有10个国家以及美国的几个州将协助自杀合法化。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已承诺在秋季提交一份相关的法律草案。尽管有四分之三的英国民众支持安乐死合法化，但英国却一直处于掉队状态，苏格兰和泽西岛当局已经承诺要作出改变。

不过，米内利这个人比他倡导的事业更具争议性。他称自杀是“一种美妙的可能性”。他主张，每个人都应拥有选择协助死亡的权利，同样，也应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由医生施用致命药物。五年前，他因在瑞士过度推动“不受约束的自杀”立法而被起诉。虽然他被判无罪，但外国活动家选择与其保持距离，强调他们追求的是更保守的法条。

此外还有些许讽刺之处。与他帮助的人不同，米内利选择好好活着。他已步入90岁高龄。当我踏入位于苏黎世郊区Dignitas朴素无华的办公室时，他走过来迎接我–颈间系着一条橙蓝相间的领带，下巴上留有一天的胡茬。他看起来神情专注、态度乐观、精力充沛。“我每周有三天会进行两小时的锻炼！”他兴高采烈地向我展示，他每只手肘还能碰到对侧膝盖。“我整天都在工作，到半夜才休息。”我此刻意识到，他不仅倡导安乐死，他也是健康长寿的代言人。

米内利原本是一名记者，在五十多岁时取得了律师资格，并开始醉心研究《欧洲人权公约》的潜能。1942年生效的瑞士刑法典将协助自杀界定为合法行为，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些团体，为人们提供关于终结自己生命的方案。

米内利在其中一个团体里担任律师，却在权力斗争中铩羽而归。他在一个周六的内部会议上遭遇挫折，于是次日便另起炉灶，为一家名为Dignitas的新组织拟定了章程。“周一，我们便开始运作。”

在他眼中，怎样才算是善终？他引用了自己祖母的例子：“她在自家花园里，欣赏着她的花，然后突然倒下与世长辞。没有痛苦，没有恐惧，只有从生到死的转折。而我外祖母在临终时很是痛苦。我听到她对医生说：“你难道不能做点什么，让我痛快地离开吗？”医生回答道：“哦，不，我们不能这样做。但我也不会做任何延长你痛苦的事情。”“花园式的死亡是最好的！Dignitas所提供的是次优选择”–至少对于即将离世的人来说是这样。

瑞士的法律允许医生为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成年人开具终止生命的药物，只要医生的行为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然而，米内利的观点更为激进。他主张，年仅九岁的孩子也应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他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位是婚姻咨询师，另一位是作家，他还有四个孙儿。“我知道，那些病重的孩子，大约在九、十岁时就已经具备决策能力。”他还主张，人们应该有权提前预定终结自己生命的方式，以防届时他们失去决策能力，比如阿兹海默症患者应该有权说：“如果我再也认不出我的妻子或孩子，我希望医生能让我安乐死。”

当今世界上，会有多少人选择安乐死呢？5%？“比这个数还低。”Dignitas的分析显示，安乐死的比例不足2%。在法律更为开放的荷兰，这一比例是4%。

在一些国家，变革是通过法院来实现的，法官裁定禁止协助死亡违反了人权。“目前德国的情况实际上比瑞士还要好，因为在德国，你甚至可以出于私心来协助他人自杀！”米内利笑着说，他并非头一回流露出这种黑色幽默感。“但这并非我们的初衷，”他急忙补充道。

在英国，法官们已经裁定，议会必须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而政府则拒绝在议会中留出时间讨论这个问题。自2009年时任检察长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做出决定以来，陪同患病亲属前往Dignitas的人不太可能被起诉，但一些人仍然面临警方调查。

批评人士认为，弱势群体可能会在压力下选择自杀，而且合法化安乐死会让当事人不再有动力接受更好的姑息治疗。米内利表示：“这纯属无稽之谈，许多人在长时间的姑息治疗后选择安乐死。” 在俄勒冈州，当地法律仅允许剩余预期寿命不超过六个月的患者接受安乐死，89%的患者表示担心生活质量下降，而只有6%的患者谈及继续治疗的费用。Dignitas的患者通常受教育程度较高，习惯于独立生活。

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选择安乐死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绝症患者，他们可能只是对生活感到厌倦。然而，这并未让米内利感到困扰。“我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尊重他们拥有与我不同的观点。”

针对自杀的种种限制，他内心深处充满“愤慨”，这些限制源于宗教观念，会让人变得“神经质”而非“快乐”。在他看来，安乐死是医学进步的必然结果，因为现在的医学技术能够延长人的生命。“我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应该能够自由选择终结的方式、地点和陪伴者。”

选民们表示同意。2011年，78%的苏黎世选民反对禁止外国人进行安乐死。去年，瓦莱州76%的选民投票支持在医院和养老院进行安乐死。

米内利的受欢迎程度或许不高，但他声称自己并不在意。在2018年针对他的一起法庭诉讼中，案件核心在于他在安排一名女士安乐死时是否出于自私动机，这位女士在遗嘱中提出要将10万瑞郎(合人民币77.8万元)赠予Dignitas。有三位医生拒绝协助她安乐死，但Dignitas最后找到了第四位愿意协助其安乐死的医生。这一行为虽然备受质疑，但却是合法的。“我清楚边界在哪里，”米内利如是说。

但他真的清楚吗？十年前，他被指控满车载着Dignitas会员的骨灰，无情地将其倾倒在苏黎世湖中；据报道，他对此事供认不讳。在这个问题上，米内利的同事希尔凡·卢利(Silvan Luley)表示：“首先，他没这么做，这并非他所为。”而米内利的否认则显得意味深长。“我们只是在遵循他们的遗愿。”那么他真的倾倒了骨灰盒吗？“我不想回答这些问题，”他笑着说。

思考死亡对米内利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他说：“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他们总有一天会去世。”人们需要妥善安排自己的后事。

那么，米内利想活到100岁吗？他说：“如果我现在的状态能维持下去，我希望能活到100岁，甚至110岁。我一直在工作，对世界发生的事情、Dignitas发生的事情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会查看每一封收发的邮件。我还在嘲笑那些只让预期寿命不超过六个月的人进行安乐死的法律：实在太愚蠢了。我记得马克·吐温的名言：预测很难，尤其是预测未来的时候。”

我问他是否曾有过想要结束生命的瞬间。“没有，从来没有。”他希望自己能像祖母一样，在花园中倒下去世。他是否已经进行了他想进行的所有对话？“我已经做好准备，我知道我每天都可能去世。”然而当我追问他时，他的态度显得非常现实。他告诉我，昨天深夜，他查阅了自己的银行对账单，更新了一遍记录。第二天，他的小女儿将会花一整天的时间来熟悉他的电脑和记账文件。

在我们见面那天，有一位男士将在Dignitas离世，他在2011年首次联系到米内利。这个拥有30多名兼职员工的组织，将在米内利离世后继续运作。有近1.2万人成为Dignitas会员，他们支付了约220瑞郎的一次性加入费和至少80瑞郎的年费，尽管大多数人可能永远不会选择安乐死。

米内利是个乐观率直的人，完全不情绪化。“如果我能再活一次……”他说，我几乎屏住呼吸，希望看到他表露脆弱的瞬间。“我会尝试早点买房。我租了很多年的房子。”

两小时后，他的助听器开始出现问题，他觉得使用德语交谈更为轻松。但他的决心仍然坚定不移。“我深信，在欧洲甚至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已经做好准备，他们渴望接受协助死亡和安乐死……昨天我了解到，印度的最高法院已经裁定，人们有权选择死亡！”

我离开苏黎世，意识到推动变革并不总是一场比拼人气的竞赛。在这个边界模糊的世界中，米内利明白，寻找非黑即白的事物亦有价值–并为之坚守，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本文自首版发表后已经勘误，包括对瑞士协助自杀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澄清。

《金融时报》版权所有，2023年。

(译自英文：瑞士资讯中文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