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的民主缘何能成为高负债日本的榜样？

2025年的日本选举财政问题是重中之重 EPA/FRANCK ROBICHON

一位日本的金融专家发现，瑞士的直接民主在财政预算和税收方面起到了积极影响，这或许能为日本平衡预算、赢得政治信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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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中许多人最关心的莫过于税务和政府支出问题。2025年的日本大选也概莫能外，同样以财政话题为核心：增值税、免费教育、更高的国防开支等。7月20日不少选民正是基于这些议题选择了政党。然而他们并无把握自己的选票能否真正影响日本的财政政策。

公共财政的一项基本原则便是：应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财政事务。在日本这样的代议制民主国家，议会代表民众履行这一职责。

那么议会能不能代表大多数公民来制定财政政策呢？茨城大学的金融学家Yuta Kakegai指出，日本是世界上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民众舆论更强烈地要求削减预算和减少债务”。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民众舆论支持减少债务，而国家却仍在制造债务。所以说民意与实际预算之间存在差距。

这样的差异缘何而来？围绕这一问题，Kakegai在其新作《财政民主的视野：瑞士的自治、多样性与直接民主》(The Horizon of Fiscal Democracy: Autonomy, Diversity and Direct Democracy in Switzerland)一书中，探讨了要实现财政民主所需的条件。

日本金融学家Yuta Kakegai与他关于瑞士财政民主的著作 zVg

Kakegai认为，如果人民不能对财政事务施加影响，那么这样的民主就是“不完整的民主”。“如果人们想在现实经济中也贯彻民主的基本原则，而不仅仅是戴个帽子，那么财政民主就必不可少，”他表示。正如其作品的副标题所展示的，这位金融学家相信瑞士是这方面的典范：瑞士掌握着能够实现财政民主的密码。

在Kakegai看来，瑞士的实践表明：当公共财政受到民主体系监督时，政府支出就不会飙升。

2023年瑞士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9.2%。相比之下，日本的债务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0%，在控制债务方面瑞士确实堪称典范。在经济学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债务(以每年的流通量为单位)与其GDP之间的比率。

20世纪90年代初瑞士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也曾出现财政赤字。但90年代中期瑞士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Kakegai在其书中也进行了分析。这其中包括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引入债务上限机制以及制定赤字削减目标等。这些举措让瑞士重新实现了财政盈余。

Kakegai指出，起初有人提出以 “小政府” 为目标的 “新自由主义改革”，但这些激进提案却在多次公投中被大多数人修正；与此同时，公众对于提高赋税和财政纪律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在瑞士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公投，都会给每家每户发放小册子，用于详细解释财政信息，”Kakegai强调。他认为，这种日积月累的努力对于民众理解财政事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并非是民主引发了债务危机，而是当民主沦为空架子时才会如此，”Kakegai对此深信不疑。

瑞士的财政民主

为什么瑞士就没有把民主“架空”呢？Kakegai在其书中解释道：要建立财政民主必不可少的是“参与”和“商议”，瑞士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得尤为出色。

瑞士通过定期举行全民公投(就公民动议或复决议题投票)让人民“参与”财政的管控，堪称典范。所有拥有投票权的瑞士公民都可以发起公民动议或公民复决，前提是收集到一定数量的签名。

>> 瑞士的动议和复决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请观看我们的视频、阅读我们的文章，您将会了解更多瑞士直接民主的工具:

Kakegai认为，瑞士民众对于财政事务参与度最高的是在地方层面。在瑞士1650多个市镇中，由所有选民参加的市镇大会决定着当地的税收和预算。有些市镇如阿劳市(Aarau)设有自动触发机制：一旦预算增幅超过特定界限，就必须举行公投。而在日本，议员不会为市镇的民意所左右。

然而公投中简单多数票的决议未必能反映少数群体的意愿。因此像Kakegai这样的金融专家认为，不光“参与”对于民主监督来说至关重要，“协商”-也就是说讨论与顾问咨询-也同样重要。在Kakegai看来，瑞士立法程序中的咨询环节(Consultation procedure)便是“协商”的典型体现：联邦委员会在将法律草案提交议会前，会先听取各州、市镇、政党及相关利益组织的意见。

日本虽然也有参与和协商的机制，如请愿、提案和“外部链接公众意见征集”，但Kakegai认为这些并未真正发挥作用。在地方层面民众固然可以提议举行公投，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政府手上。此外，投票结果并不具备约束力。“日本也应引入那种收集到一定数量的签名，就可以启动投票的机制，”Kakegai认为。

参与和协商的局限性

然而即便尊重民意也未必总能带来理想的财政状况，瑞士的参与和协商机制也同样存在着实际应用上的局限性，Kakegai补充说：冗长且反复的流程屡屡在地方政治上引发问题。例如，奥尔滕市(Olten)曾针对市议会通过的增税方案举行复决，这导致2019年该市的预算直接被冻结。

Kakegai认为，有时“少数群体的反对意见”也能发挥作用，比如当某一地区或州推行激进政策时。例如2005年上瓦尔登州曾计划为富人引入递减税制。当该税法获得大多数上瓦尔登州居民投票支持后，原劳动党(共产主义)政治家Josef Zysiadis毅然将居住地从瑞士西部(法语区)迁往该州(德语区)，引发媒体普遍关注。随后Zysiadis与上瓦尔登州的居民同时向联邦法院提起针对该法的上诉。虽然法院未受理他的上诉，但联邦法院认可了上瓦尔登州公民的申诉请求，该税法随后被废除。

“如果民主仅仅被当作沟通对话的途径，只为了统一认识，那么异见就会被排除在外。即便反对的声音并没有按照合法的方式提出，抗议、公民社会的活动仍然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Kakegai说。瑞士有“一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文化”，而这正是实现违宪申诉的基础。

“在日本人们往往看上去不愿参加任何示威活动，又或者觉得这么做毫无意义，”Kakegai说。

对政治的显著影响

许多瑞士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其政治体系可以让他们对本国的政治施加影响。2023年最新的欧洲社会调查显示，瑞士在这方面名列28个欧洲国家之榜首，仅1/10的瑞士公民认为自己完全无法影响本国政治。

(编辑：Benjamin von Wyl/编译自德语：宋婷/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