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具说话：欧洲古老仪式在瑞士重生
在瑞士托伊芬(Teufen)，年末夜里会出现身披树枝、稻草、戴着怪诞面具的“新年老人”，以歌声与敲铃驱散冬日阴影。法国摄影师弗雷格将这一传统与欧洲各地的古老面具习俗一同带入《喧闹的仪式》展览，呈现从罗马尼亚到苏格兰的多元民俗面貌。在这些喧闹又荒诞的节庆中，面具成为人与人重新连接、释放压力、嘲笑自我、重置秩序的方式，也让我们窥见欧洲延续至今的古老文化力量。
法国摄影师查尔斯·弗雷格(Charles Fréger)受邀来到瑞士拍摄冬季习俗。从他拍出的这些以古老传统为题材的作品中，也能一窥他对当下问题的新思考。
在阿彭策尔州的托伊芬(Teufen)，地上只剩下的一点残雪也正慢慢融化。每年最后一天的夜晚，人们还能在这里遇见一些原始古老的身影-所谓的“新年老人”（Silvesterchläuse），他们身披杉树枝或稻草，有些戴着恶魔面具，一路唱着怪异声调的“随意约德尔调”，成群结队从一户走到另一户，登门造访村民。
在这里也同样能遇到来自罗马尼亚的传统习俗。著名法国摄影师查尔斯·弗雷格为他的摄影集《喧闹的仪式》(Charivari)，拍摄了瑞士的狂欢节及其他驱赶恶灵或驱散冬季的传统仪式。他在托伊芬举办了一场展览(2025 年11月1日-2026年3月1日)，将他在瑞士和欧洲其他地区拍摄的作品展示出来。
“Charivari”意为混乱、嘈杂的仪式。这个词源自希腊语karebaria，意为头痛，与德语中“骚动”(Krawall)一词有密切渊源。弗雷格对于那些造成大规模的无序状态的习俗颇感兴趣。
展览中的一张照片就颇具象征意义：一些男人被固定在一架由他们横向扛着的梯子里，而梯子被横过来使用象征着对传统秩序的颠倒。
这些习俗为民众提供了一种‘重置’的可能性，弗雷格说。不过，他认为，如今像狂欢节这样的活动，不再主要是为了体现社会秩序的颠覆-这样的颠覆现在大多发生在其他地方。
“如今，利用戴上面具来‘泄压’这种方式更多体现在社交媒体中，人们不再使用面具，而是用头像或化名。和面具一样，这同样能让人们在世界面前获得某种自由，”这位摄影师说。
弗雷格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瞬间。他最喜欢在小村庄拍摄，那里，一些小团体会自发以面具为单位聚在一起。
他观察这些古老传统的眼光，像是一个收藏者。他的创作方式曾被拿来与已故德国摄影艺术家贝赫夫妇(Becher)相提并论-贝赫夫妇以极端客观的手法记拍摄建筑物。但弗雷格拍摄的不是钻井塔和筒仓，最初他拍摄制服，之后则越来越多转向各类装扮。
弗雷格将他的《喧闹的仪式》系列作品视为他另一个作品集《野人》(Wilder Mann)的延申。在那个系列中，他拍摄了一些“野兽般的男人”，这些形象后来以不同方式出现在世界各地：在瓦莱州的名称是“Tschäggete”(面具人)，在奥地利被称为“佩尔赫特”(Perchten)，在苏格兰则是“布里人”(Burryman)。这些“野人”通常身披自然材料；有时戴着令人畏惧的面具，形象介于恶魔、熊，有时甚至是粗野的山羊之间-例如在罗马尼亚。
自我嘲弄
在《喧闹的仪式》系列中，他展现了一些过去“尽量回避的”角色，这些角色往往会引发冲击。弗雷格在这一系列作品中甚至记录了一些残酷的场景。例如，在赫里绍村(Herisau)，每年都会上演一次葬礼，一个虚构儿童吉迪奥·霍塞斯托斯(Gidio Hosestoss)的葬礼。
吉迪奥每年都要“死一次”。他被偷来的饼干噎死，他的父母戴着夸张怪诞的面具，哭哭啼啼地跟在送葬队伍后面，牧师则发表近乎嘲讽的悼词。“这是非常残酷的场景。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魔法-即把最可怕的情境呈现出来，然后在心底消化它”，弗雷格说。这是“一幅与死亡对峙的场景”。
在欧洲各地旅行时，弗雷格也多次遇到类似对少数群体(如罗姆人、犹太人和黑人)带有嘲讽意味的面具形象。但在他的作品中却并未体现出明确的谴责立场。例如，他也拍摄“黑彼得”。
这一荷兰传统角色长期以来备受批评，被指含有种族主义色彩，因为它以滑稽手法再现了黑人形象，并将“涂黑脸”(blackfacing)的做法正常化。“我对这个话题没有固看法。但我好奇的是，面具是怎样突然被赋予政治色彩的？“
那些在2000年代初仍被视为奇妙、有童趣的东西，为何在数年间就变成了令人恐惧的象征？”
托伊芬的展览还展示了多个“玛兰卡”节(Malanka)上的面具，玛兰卡节是乌克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一个节日，每年发生在1月13日到14日的夜晚，也是东正教-儒略历的新年。
这一天整个村庄的人都会穿上各种象征性人物的服装：牧师、恶魔、已经消失的历史人物(如模仿奥斯曼帝国时期阿尔巴尼亚雇佣兵的“Arnaut”)，有人还会戴上带有贬义色彩的效仿罗姆人形象的面具。
《喧闹的仪式》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外来者、其他民族、被排斥者”的讽刺形象。在欧洲的传统面具文化中，有许多表现形式至今仍存在争议。它们关乎不同群体之间的对峙，也涉及到对入侵与战争的集体记忆，”他说。
这位摄影师认为，需要为争议留下空间：“我们需要重新唤醒讽刺的能力。”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似乎不再开得起任何玩笑的世界里”。
巴塞尔狂欢节也是《喧闹的仪式》系列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在穿越瑞士的整个拍摄旅程中，弗雷格最喜欢巴塞尔的“讽刺歌谣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可以针对任何人和事进行嘲讽。“我很喜欢那种宫廷小丑风格的自然情调。在那里也很快能与其人熟络起来。”
但对弗雷格而言，“首先要能自嘲，才能讽刺。”
在瑞士，让弗雷格尤为着迷的，是“九点敲钟人”(Nünichlingler)：他们穿着长长的黑色大衣，脖子上挂着铃铛，头戴极高的礼帽。每年平安夜晚上九点，他们就会像幽灵般穿行在巴塞尔齐芬村(Ziefen)的大街小巷。
原本他们是用来吓唬孩子的角色，奖励乖孩子、惩罚不听话的孩子。自20世纪以来，他们变成了敦促纪律与安静的使者，而这一活动的核心则变成了对“最高帽子”的竞争。
“这些帽子带着一种疯狂的夸张感。后来帽子的高度被推向了极致，直到有一天不得不在某一个高度停了下来，因为帽子已经高到无法从电线下通过了，”这位摄影师说道。
在《喧闹的仪式》展览中，弗雷格也看到了另一种共鸣：人们通过自嘲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市长装成猪在街上奔跑；政治人物骑在驴背上，人们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怪诞夸张。
“在这样的节日中，人们不仅仅可以喝多、吃多、还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它也是一个可以对着镜子笑的时机，一个让你变得滑稽，并把自己当成笑柄的日子，”弗雷格说。而这样的机会，如今变得越来越少了。
(编辑：Mark Livingston、Benjamin von Wyl，编译自德文：杨煦冬/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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