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人为什么不肯生三胎

巨大的幸福伴随着经济负担：在瑞士，养育一个孩子最高可能花费100万瑞郎。 Keystone / Gaetan Bally

“不婚不育保平安”“养娃太贵了”-这些年，类似的话题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频繁出现。从结婚人数持续下降到出生人口不断减少，年轻人为何不愿生育，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热议的话题。而放眼全球，低生育率同样困扰着越来越多国家。瑞士人不是不想生孩子，而是不想多生。

在韩国，越来越多人干脆不生孩子；在许多欧洲国家，很多人也不想迈出生第一个孩子这一步；而在瑞士，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则是：愿意生孩子，却不愿生三胎。

“N抛世代”：韩国年轻人为何不生孩子？

“N抛世代”(N-po Generation)，这是韩国年轻人给自己起的名字。“N”代表一个不确定的数字(最初是三抛时代，指放弃恋爱、婚姻、生子)，“抛”则意味着被迫放弃那些曾经被视为人生标配的东西：买房、事业、婚姻和生育。

如今，韩国生育率仅为每名女性平均生育0.7个孩子，是全球最低水平。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s )所长米科·米尔斯基拉(Mikko Myrskylä)认为，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许多年轻父母认为，生育超过一个孩子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光是培养一个孩子、让他/她在教育体系中保持竞争力，就已经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了。”

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逻辑并不陌生。从“鸡娃”到“教育内卷”，类似的焦虑同样存在于中国社会。

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女性，在成为母亲后往往要面临严重的职业发展障碍。对这些年轻女性而言，生育意味着职业机会减少、收入下降，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推迟甚至放弃生育。

瑞士的问题出在三胎

然而，瑞士的情况比较特殊，瑞士人不是不想生孩子，而是不再想生二胎，尤其是三胎。。

瑞士最新生育率为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29个孩子，低于欧盟1.34的平均水平。

洛桑大学人口学与社会学教授劳拉·贝尔纳迪(Laura Bernardi)说，在过去五年里，瑞士出生人口下降的原因，只有约一半来自首胎数量减少；另一半则源于家庭规模缩小。

“越来越少的夫妇会愿意生第二个孩子，但比较排斥生第三个孩子。”

数据显示，瑞士首胎出生数量下降8.5%；二胎下降9.0%，；而三胎出生数量则大幅下降了13.6%。

这意味着，多数瑞士人依然愿意成为父母，但生完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孩子后，便不再想生。

为什么瑞士人不想生三胎？

贝尔纳迪认为，即便许多瑞士家庭想再多要一个孩子，但这会让他们面对现实的门槛。她说：“在瑞士，养育孩子的成本并不是线性增长的，而是跳跃式增长。”

生第一个孩子时，家庭就需要安排托育、调整工作时间，有时还需要搬家换大房子。对于一个双职工家庭而言来说，这些变化通常还能应付得过去。

生第二个孩子时，虽然会增加开销，但大多仍还能控制在原有生活框架之内。真正的压力往往出现在生第三个孩子时，“第三个孩子通常意味着需要更大的住房、更高的托育费用，以及父母进一步减少工作时间。”

对于中国城市中的年轻家庭来说，这种情况也很常见。从一个孩子增加到两个孩子，往往意味着换更大的房子；而从两个孩子增加到三个孩子，则可能意味着整个家庭财务和生活模式发生根本变化。

瑞士人面对的同样是这种困境。

在全球最昂贵的国家养孩子

瑞士高企的生活成本，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根据2026年生活成本指数，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前六座城市全部在瑞士，甚至将全球公认最贵的城市纽约挤到了第七位。

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媒体就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说法：在曼哈顿，生三个孩子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这并非是因为人们喜欢大家庭，而是在高昂的住房和育儿成本之下，能够负担三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少。

如今在瑞士，尤其是在苏黎世、日内瓦等大城市，第三个孩子也逐渐带有了这种含义。

在瑞士将一个孩子抚养成人，父母至少需要花费50万瑞郎(约合420万人民币)。如果再把因减少工作时间或转为兼职而损失的收入也计算在内，这一成本甚至可能翻倍。

虽然低收入家庭能够获得部分补贴和优惠，但贝尔纳迪认为，与欧洲许多国家相比，瑞士对于家庭育儿方面的支持力度依然有限。

例如，瑞士没有类似北欧国家那种父母共享、可灵活分配的育儿假制度；而中产家庭承担的托育费用则高得惊人。

北欧给出的答案：福利重要，但还不够

许多人会认为，只要给家庭更多补贴，问题就能解决。北欧国家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对照样本。

在那里，父母通常可以享受较长且待遇优厚的育儿假(比如在瑞典，父母总共可获得约480天育儿假)；托育服务价格相对可负担且供应充足，母亲和父亲也更容易继续留在职场。

这种强调性别平等和共同育儿责任的制度，确实有助于降低生育成本。

然而，北欧经验也显示，完善的福利政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较高的出生率。目前，丹麦生育率约为1.50，挪威和瑞典也高于瑞士。但同样拥有成熟家庭福利制度的芬兰，生育率仅有1.30，几乎与瑞士持平。

芬兰的新难题：先让年轻人生第一个孩子

芬兰人口学家安娜·罗斯基尔希(Anna Rothkirch)发现，与许多欧洲国家相比，芬兰面临更严重的“首胎缺失”问题。她说：“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生育第三个甚至第四个孩子的家庭。如今真正的新挑战，是让人们愿意先拥有第一个孩子。”

她认为，不生育现象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包括个人主义倾向增强、药物和酒精滥用、离婚率上升，以及越来越多人难以找到合适伴侣。

此外，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也可能发挥了作用。“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约会危机、一场心理健康危机，结婚率下降了50%。而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没有发生什么其他根本性变化。”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中国。近年来，中国年轻人结婚和生育年龄持续推迟，单身人口增加，“找对象越来越难”也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现实感受。

政策关注重点偏移

芬兰人口学家安娜·罗斯基尔希认为，降低托育成本等家庭支持政策固然重要，但许多国家的政策存在一个共同盲点：它们往往假定年轻人已经组成家庭，只是在犹豫是否生育。然而现实是，越来越多人甚至还没有进入稳定的伴侣关系。“如果恋爱、结婚开始得太晚，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没孩子，”她说。

近年来，中国结婚登记人数下降、初婚年龄推迟，以及“社恐”“宅文化”等现象，都让年轻人进入稳定亲密关系变得更加困难。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所长米科·米尔斯基拉也指出，当前家庭政策大多聚焦于如何鼓励已有伴侣生孩子，却很少关注年轻人如何建立和维持稳定关系。对于许多国家而言，问题早已不只是“要不要孩子”，而是“是否能够组建家庭”。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虽然不断讨论出生率下降问题，也频频组织专家提出对策，但真正落地的改革相对有限。米尔斯基拉认为，各国政府普遍难以对生育率持续走低作出有力回应，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超低生育率正逐渐被视为一种新常态。

生孩子是私事，还是公共议题？

与许多欧洲国家相比，出生率下降迄今并未在瑞士政坛引发太大反响。近年来，围绕移民增长、住房紧张以及基础设施承压等“‘增长’烦恼”的讨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而在奉行联邦制和自由主义理念的瑞士，社会上长期存在一种普遍观念：生儿育女属于家庭私事，不应由国家过多干涉。

贝尔纳迪认为，如果瑞士希望提高出生率，就必须改变人们的这种认知。“孩子应被视为一种公共财富。因为维持合理的人口世代更替，不仅关系到社会长期繁荣，也关系到经济持续发展。”

在她看来，经济不确定性、育儿成本上升、住房和托育资源不足等因素正在同时发挥作用，并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推迟建立家庭。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一孩家庭甚至终身不育将逐渐成为社会常态。”

中国能从瑞士看到什么？

韩国人不想生孩子；瑞士人不想生三胎；芬兰人则迟迟不愿进入婚姻和家庭。

表面上看，各国的少子化呈现出不同形式；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现实：在住房、教育、职业发展和个人生活之间，年轻一代越来越难把养育孩子纳入自己的人生规划。

对于中国而言，瑞士的经验尤其值得关注。过去几年，围绕低生育率的讨论往往集中于年轻人“不想生”的问题。但瑞士的案例提醒人们：即便许多人愿意成为父母，当住房、托育、教育和职业发展带来的压力不断增加时，家庭仍可能放弃生育更多孩子。

换句话说，提高生育意愿只是第一步。如何降低养育成本、减轻家庭负担，让人们有能力把理想中的家庭规模变为现实，或许才是更大的挑战。

无论是在上海、北京，还是在苏黎世、日内瓦，人们面对的不是“想不想生”，而是“能不能生”的问题。

(编辑：Balz Rigendinger，深度编译自德文：杨煦冬/dh)